网摘...

2009-05-30 09: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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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从事农作但却身居高官、享受荣华的所谓贤智之士，则称之为必须铲除的“奸民”。商鞅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喜农而乐战”，专心致力于农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和“无敌于天下”的目的。
五、一言、一教。商鞅所处的时代，正是战国纷争之际，这时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家、政治家以及游说之士层出不穷；各种学派、各种理论应运而生。当时的各国诸侯，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对于这些理论加以选择运用。作为新兴地主阶级代表的商鞅，从其本阶级及秦国的利益出发，极力主张法家思想，而对于其它学派的理论则竭力排斥。他认为，一个国君要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就必须只能以一种理论作为指导思想，而不能使其它的学说掺杂于其中，更不能任用巧言辩说之徒，听任他们议论朝政。因为“说者成伍、烦言饰词而无用”（注：《商君书·农战》），相反它还会起到迷惑主心，扰乱民意的作用，使人们变得虚伪、浮华，而这种结果则正是与商鞅所提倡的“愚民”政策相悖违的。反之，如果国家除去巧言辩说，那么人们就会朴实而不放纵，就不会违背王令、触犯国禁。商鞅针对当时的情况指出：“今为国者多无要。朝廷之言治也，纷纷焉务相易也。是以其君ｈūｎ＠②于说，其官乱于言，其民惰而不农。故其境内之民皆化而好辩、乐学，事商贾，为技艺，避农战。如此，则不远矣。国有事，则学民恶法，商民善化，技艺之民不用，故其国易破矣。”（注：《商君书·农战》）鉴于此，商鞅把他所认为是不利于农战的“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说成是“ 六虱”，坚决反对“国以六虱授官予爵”，并让博闻、辩慧之类的人“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以独立私议以陈其上。”（注：《商君书·约刑》）这实际上是用法家所主张的法令来统一思想，取缔其他各家学派，特别是儒家，由此而发展到“燔《诗》《书》而明法令”，要求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文化专制，借此实现其愚民的目的，更好地维护君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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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作为知识问题的“愚民”内涵方面来分析，先秦诸子立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强调人民大众普遍知识贫乏、眼光短浅、是非不分。“民’’之一字的本义其实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点。许慎《说文解字》云：“民，众萌也。”贾谊《新书，大政上》则对“民”的内涵有更为详尽的诠释：“夫民之为言也，暝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以之，民无不化也，故日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之名也。”可见，先秦时期的“民”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蕴涵着“愚昧无知”的内涵，“愚民 ”(实则意为“民愚”)的原始内涵其实就是特指愚昧无知的民众。“民愚”观念在先秦诸子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通见。《孟子·公孙丑上》称：“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言下之意是，“愚”则不知是非。《荀子·修身》明确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这都从事实角度说明了社会普通民众的眼光短浅及愚昧无知。法家对于“民愚”的认识更为深刻。《商君书·更法》说：“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韩非子·显学》称：“昔禹决江浚河而民聚瓦石。子产开亩树桑郑人谤訾。禹利天下，子产存郑，皆以受谤，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民智不足用。即指百姓在知识储备与是非判断方面，无法认清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的关系，只顾眼前利益和一己私利。吕思勉曾说：“法家之治，虽若严酷，而其意实主于利民。而尤足为民治时代之药石。盖求利是一事，真知利之所在，又是一事；人民自主张其利益者，往往不知利之所在，欲求利而适得害。故先觉之言，不可不察也。”近人严复也曾评论中国民智问题：“曩与朋友私论，以为中国民智，虽无足言，然其所以自营，当不至于拙劣。乃今观之，若其中惟二政策焉。二政策何?日无后政策，日短命政策。”可见，先秦时期所谓 “民愚”观点，实际是中国知识精英在有关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方面进行的一场最早的国民性批判，而非简单的轻视民众智慧的表现，仅仅将其视为统治阶级蔑视被统治阶级智慧和能力的观点恐怕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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