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温故知新——读《故事新编》

林斤澜：温故知新——读《故事新编》

林斤澜

　　建国以后，尊称鲁迅先生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在大多数读者心里眼里，是当之无愧的。不过也有一些情况，一种是“各取所需”，不合己见的视而不见。一种是避讳，好比对他的小说的批评，间有口头议论，很少见诸文字。
　　鲁迅先生在文学方面，也博大非常，是小说家、散文诗家、杂文家、史家、翻译家……通常小说排在第一位。他的小说只有三个集子：《呐喊》《彷徨》《故事新编》。《呐喊》与《彷徨》中有的篇章有口皆碑，有的一直是“范文”，有的进入日常生活，扎了根。只是《故事新编》仿佛叫人遗忘了，在研究专著中也不大提起。近年，渐渐有些褒贬，有些新鲜见解。我把眼见和耳闻，属于“批评”的，归为四事：(一)失败之作。(二)生活积累写没了，到古书上找“辙”。(三)思想大于形象。(四)看不懂。

　　我少年时节读过《故事新编》，属纯“看不懂”派。
　　五十年代刚上文学之路，有幸和前辈作家端木蕻良“一口锅里喝粥”，就近问道：“奔月”写的什么？
　　端木随口回答：斩尽杀绝。
　　当时“哦”的一声，若没有喊出来，也是心里忽然开朗。
　　为什么不问别的篇章，先问“奔月”？原以为这一篇最好懂，这个故事不但古书上有，民间更有传说，是童年月下的诗，是少男少女夜静的幻想。当情窦未开不知愁滋味时，最爱清冷的美丽，伤感的温柔，总想不到斩杀之事。
　　后来再读三读，读出孤独来了。“斩尽杀绝”好像一条思路，这条路上漫漫的是孤独。漫漫又如迷雾，看不清究竟是英雄功成名就的悲哀？或是“独夫”众叛亲离的苦果？射死母鸡分明是嘲弄，不能是憎恨恶人吧？路遇逢蒙是夫子自道，不会是邪魔相争吧？这些是问题吗？若是问题又去问谁呢？
　　都说孤独是一种现代病，因此也是现在的文学主题。写这个主题的作品，有些不问就明确，有些连问也不好问，互相差得甚远。
　　七十多年前，鲁迅先生在《影的告别》里，就有这样的诗句：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这样的诗句，能问“写的什么呀？”
　　也许有人还要问，作者又说了一句：“我不如彷徨于无地”。既是彷徨，多少总还要些空间，无法“无地”，不通，也还是不懂……
　　如果坚持这么个“懂”法，应去读“教科书”。如果要求小说用教科书的写法，鲁迅先生反问道：那还有什么文艺呢？这个反问，也是“视而不见”之一。

　　《理水》写古代治水的传说，《采薇》写伯夷叔奇，“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故事。
　　作者在集子序言中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
　　所谓“油滑”，其实是结合现实现象，冷嘲热讽。全篇的写法则单线平涂，限在“客观”，展开“必然”，落于“共性”。
　　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之交，大劫刚过，“反思”涌来。我以为写作的事，吃了个大亏叫做“图解”。指的是二三十年中，图解当前政策，表彰运动过程，脱离真实生活。政策一改，支柱倒塌；政策不改，图解也不合艺术规律。弄得拆掉七宝楼台，也落不下精采片段。有的作家心痛，叫道：作家活着，作品死了。
　　接着门户开放，思潮舶来、飞来、天上掉下来。大约一九八三年前后，来了萨特与存在主义，忽然大小期刊上都是“荒谬”，“人心不可理解”，还有“血腥”“异化”“孤独”……一夜之间，生活顿失滔滔了吗？还是“图解”又来了？这回图解的不是国内政策，而是图解外国思潮。这个图解和那个图解，作为写作方法，看来是一样的。
　　后来来过一小会儿尼采，来过一大会儿卡夫卡，来过断断续续的弗洛伊德。意识流是走向内心的一种方法，来时眨眼间，满世界侃起意识下意识了。八五年后，“寻根”寻来原始、荒远，高大全的武松消失，长不全的武大郎当上主角。
　　每一个潮流都领过风骚，多则一二年，少的论季度。都有作品上市，虽是应时小卖，也有“就吃这一口”的风味。
　　“图解”也就休闲不了啦，如要应时，还是它方便。它原是建筑工程上的一个计算方法，本身带着简易速成的好处。
　　作为方法，可以服从“政策”，也可以伺候“思潮”。不是“古典”的专利，也不能够只是“时文”的道行，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不会一成不变，可也没有新旧之分。如果不分嫁给谁，方式方法好比裤腿肥瘦，领口高矮。君不见祖母的穿戴，儿媳扬弃了，孙女们又给折腾起来。中国小说老祖宗手里，有八字真言“道听途说，街谈巷语”，叫外来思潮冲到爪哇国去了。九十年代有作家找了回来，写现代意识现代生活，“叫座”赛过“先锋”，因为多一层似曾相识的“底蕴”。
　　小说有新有旧，单看有没有“现代意识”。无关方法手法。
　　这时候，重温四十年代叶圣陶先生编的《语文讲义》。小说一章里，以鲁迅先生的《孔乙己》，和茅盾先生的《大泽乡》为范例，认为“小说大概可分为两种”，一种叫做“归纳的方法”，另一种是“演绎的方法”。归纳法的基础是“先从现实里看出意义来”，演绎法是“先有了一种意义”；归纳法“蕴蓄深浓的人生味”，演绎法“创造事情、人物”，“寄托”了那个“意义”；归纳法以“孔乙己”为代表，“大泽乡”是演绎法的范例。
　　鲁迅先生和茅盾先生同是现代小说的开山前辈，却开出了两条山路。两条看来好像不过是一“义”的先后，却引发出来不同的“程序”，终成两“种”不同的小说。
　　叶圣陶先生也是开山前辈，也名列前茅。当深知就里，才能够只用二三百字说了出来。以后我读到外国的本国的一些解释这么两种“程序”的文章，有的绕口，有的费脑筋，也出不去这么个意思。但叶圣陶先生在“讲义”里，对这两个大不同，却没有一字褒贬，我觉得不好理解，竟疑心到先生的为人过于“摆平”上去了。
　　望文生义，“演绎”和“图解”与“主题先行”相通。这一“法”仿佛“误区”，叫人躲还躲不及。可是细看八十年代，各路思潮接踵来到，启发了想像，刺激了灵感，生成了新人佳作，开辟了多元天地，岂能都纳入“归纳”一法？事实是多种法门，都可以达到相当的艺术高度。
　　艺术不能够光是矬子里拔将军，要求高峰，要求绝顶。这对作家来说，要看各人的脚力了。上高不只一条通道，可以从北坡蹬，也可以从南岗爬。也不会哪一条保证安全，各有各的“误区”，只不过分“沼泽”“雪崩”“陷阱”……如“概念”“公式”“瞒和骗”“见森林不见树木”“见树木不见森林”……论百年几百年里边，也只有极少数的脚力，通过这样那样的“误区”，上了高峰绝顶。倒是不论由哪条路上去的。正是：“登山之路不一，望巅之月相同。”
　　鲁迅先生的《孔乙己》，还有别的名篇，都是“归纳”人生，是“归纳法”的开山大家。不过像《理水》《采薇》，用了“演绎”，看来不甚应手。

　　《故事新编》的第一篇《补天》，作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六年又写了两篇：《奔月》与《铸剑》。后边的几篇是八九年后，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写的。这个小小集子一共八个短篇，先后却经历十三年。这十三年里的内忧外患，正如“国歌”唱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鲁迅先生的小说，由《呐喊》到《彷徨》，到《故事新编》。这中间，他为了战斗，开创了“投枪匕首”式的杂文，呕心沥血，淋漓尽致。除“文学家”外，作为“思想家”，他不是坐着、拳头支着下巴的罗丹雕塑，而是“肩负闸门”的中国力士。作为“革命家”，不是慷慨断头台的巴黎公社义士，也不是义无反顾的冲锋勇士，而是“横着站”的敌我两边盯着的深沉的中国战士。
　　敌人造谣“拿卢布”，自己阵营里指着骂“封建余孽”“法西斯蒂”。但，反帝反封建的彻底，就在当时，也是公论。
　　“铸剑”初次发表在一九二七年。写的是古代眉间尺的复仇故事。
　　在文学题材里，有大家认作永恒的主题如生死、爱情、天伦……复仇也算一个。仇有私仇、家仇、仇、民族仇、阶级仇，在文学作品里，多公私掺杂，历代动人不衰。
　　复仇在低沉处多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毁家纾难。在高昂处多破斧沉舟，视死如归，百折不挠。论情绪，既悲且壮，不俗；论情操，攀品比位，不低。
　　《铸剑》中的眉间尺的父亲，是赫赫有名的剑工铸匠，受国王指令，辛苦三年，铸成盖世无双的雌雄二剑。料到国王多疑又残忍，藏下雄剑，只把雌剑贡献。果然，国王怕他“再去给别人炼剑，来与他匹敌，或者超过他。”工匠成了“第一个用血来饲养……自己炼成的剑的人。”
　　眉间尺长到十六岁那天，母亲命他背上雄剑去复仇。这是杀父的私仇，又是工匠与国王的公仇。
　　眉间尺到了城中，适逢国王出巡，仓促之间，未能下手。小说到了这里，还是正南巴北的复仇气氛。
　　不想人群里，“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须黑眼睛，瘦得如铁”，却没有名姓，也不知来历，又和仇的双方都无干系。只“知道你报不成”，“我怎么地善于报仇。”“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的。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就深奥不好懂了。
　　请听黑色人唱起了复仇的歌。歌词一节八句，除了“阿呼呜呼兮呜呼呜呼”的呼声外，也有文字，又无顺序。类似的歌词先后出现四次，在一个短篇里，占的篇幅可是不少了。反复听来，越加意义不明。只觉着那神秘劲儿，只能是复仇之神。
　　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里说：“在《铸剑》中没有那么难懂的地方。不过希望加以注意的，即其中的歌并非都是意思很明了的。因为这是奇异的人和头所唱的歌，像我们这样普通的人当然不易理解。”这难道只是“幽默”？或“油滑”？
　　一九三六年前后，抗日救亡的文艺界，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鲁迅先生为首提出的口号，可是明确又锐利。
　　“黑色人”自告奋勇代替复仇，但要眉间尺“两件东西”：“一是你的剑，二是你的头。”“眉间尺便举手向肩头抽取青色的剑，顺手从后项窝向前一削，头颅坠在地面的青苔上，一面将剑交给黑色人。”
　　到了悲壮的顶点。
　　以后黑色人背上剑与头，走向复仇的高潮。谁知，谁料，谁信却走到闹剧里去了，随处是讽刺是嘲弄，最后是把戏是魔术。“摆一个金鼎，注满清水，用兽炭煎熬。”眉间尺的头、国王的头、黑色人的头，先后落到沸水里，上下翻滚，“他们就如饿鸡啄米一般，一顿乱咬，”咬得彼此皮破肉烂，只剩下三个头骨。王妃、老臣、太监、侏儒谁也不能辨别哪是王。只能把两个仇人还有复仇之神三个头骨一起落葬，最后一句是“不成样子了”。
　　写复仇的作品很多，可我没有读到这么“不成样子”的。
　　这篇小说发表到现在，整是七十年。稍稍回想七十年来，多多少少大大小小的咬咬杀杀，不觉豁然“来呆”。惊心动魂，又说不出一句整话来。

　　因职业故，读小说不免带着职业病。“思想大于形象”这句行话，若不是“误区”，也得是“毛病”。文艺的根本，总还是“以情动人”，与“以理喻人”的文章有别。可又要求思索。那无可思索的边看边忘，那惊心动魄的，就会惊动思索之门，会就入脑扎根。
　　鲁迅先生是旗手无疑。“城头变幻大王旗”，鲁迅先生的旗上，反帝反封建可从不变色。但走到小说里来，又都是悲剧；或死、或疯、或颓唐、或麻木、或自暴、或窒息……
　　鲁迅先生有文章论文艺与政治，用了“歧途”两字。多年的职业病，渴望在研究著作中，读到“思想家”“革命家”，又如何是“文学家”？怎样的“歧途”而一身二任焉？

　　（原载《读书》1998年第9期，总第23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