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管理挑战>> 归纳2 管理的新范式,策略

第一章:管理的新范式

   管理的领域只限于内部?
    传统假设的结论：管理的领域只限于机构内部。
     这样的假设，本不应分家的管理和创业精神，为什么被认为有所区分。实际上，这个分野毫无道理，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创业精神，不可能永续长存。
     管理和创业是一体两面。不懂得管理的创业家，不能存活很久；而不懂得如何创新的管理者，也不会存活很久。事实上，今天所有机构的组织设计，都要以改变为常态，拥抱变化，不要只是被动地回应。
     创业性的活动从外部开始，也专注在外部，因此与传统对管理领域的假设不符，两者常被视为径渭分明。但是，一个机构如果相信管理和创新是对立的，则马上就会被淘汰。
     过去几十年间，资讯科技的兴起，对管理只重视内部的情形更是推波助澜。
　　"管理的领域只限于内"这种传统假设，意味着管理只需要重视绩效或是成本。因为在组织内部，绩效是惟一存在的事物。同样，组织内部的每件事都是一个成本中心。但是机构的绩效却只显示在外部。

       管理首先注重组织内部是可以理解的。当大型企业在1870兴起时，管理组织内部就是新挑战。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这与组织的性质和功能有冲突。　　管理需要专注在组织的成果和绩效上。管理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组织的成果和绩效为何。这是最困难、最具争议，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因此，管理最特殊的功能就是把所有资源整合起来，以获得组织外部的绩效。　　新的假设都应该是：管理是为了组织的绩效而存在。它必须从预期达到的结果出发，然后运用组织内的资源，来创造这样的绩效。不管是企业、教会还是大学，管理是使一个机构能够产生外部绩效的工具。

　　本章主要是要提出一些问题，但在这些问题背后有着一个引人深思的洞见：现代社会、经济和社区的重心，并不是科技、资讯或生产率；重心应该是妥善管理的组织，它们是社会用来创造绩效的工具。管理就是使机构产生绩效的特定工具、特定功能和特定方法。为此，我们需要一个管理的全新范式：　　管理的重心和管理的使命在于涵盖所有影响机构绩效的因素——不论是内部或外部，是这个机构可以控制的，还是完全超出它的控制范围的。

 

第二章 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
    

为什么要有策略？
每个组织都依据一套"企业理论"运作。理论界定了组织的业务,目标,怎样确定绩效？顾客是谁？顾客需要什么？　　策略可以将理论转换成行动。它的目的是使组织在变化莫测的环境中，能够达成希望的结果。策略使一个组织能够果断地把握机会。

策略也是企业理论的试金石。如果策略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往往就是企业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的警讯。同时，出乎意料的成功也是企业理论需要重新思考的征兆。一个企业只有在拥有了一套策略以后，才能判定一个机会是否真的是机会。　　否则，就无法判断组织是往预期的方向前进，还是走上了歧途，分散了资源。　　在这变化快速的时代，策略可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有没有什么假设是组织可以依循的呢？有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呢？
        事实上，有五种现象是确定的不过它们与目前所有策略所关注的方向不大相同。首先，这些现象主要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这五个确定的现象是：　　

一、发达世界生育率骤降。　

二、可支配所得分配的移转。　　

三、绩效的定义。　　

四、全球性竞争。　　

五、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分裂背道而驰。

 

所得的分配
可支配所得的变化和人口变化一样重要，其实，21世纪初的几十年内，所得分配很有可能与人口结构一样出现重大改变。
　企业和产业都非常关心自己的市场地位。它们清楚地掌握销售量，知道它是上升还是下降，整体业绩增加还是减少。但是，几乎没有人知道真正重要的数字：就是顾客的支出，占顾客可支配收入的比例。
　可支配所得的比例，是所有经济资讯的根本。首先，比起其他企业所需要的外在资讯，它通常最容易得到，也是策略最可靠的基础。因为，一般而言，可支配所得分配到某类产品或是服务的趋势一旦稳定，就会持续一段时期，企业的起落通常对它没有影响。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一个机构而言，很少有其他变化比这种趋势的改变更重要。同时，这种趋势内的变化——也就是同一类别里，从一种产品或服务，换到另外一种产品和服务的改变——也一样重要。

       21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里，可支配所得分配趋势的改变和趋势内的变化都会发生。但是很少企业主管或经济学家注意到可支配所得的分配。　　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和企业主管都认为，20世纪蓬勃的经济发展乃是由经济力量所推动的。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本世纪所有发达国家中，可支配所得分配到经济层面的比例其实一直不断降低。　　20世纪中四个增长的部门分别是：　　＠政府　　＠医疗　　＠教育　　＠休闲　　其中休闲部门经济生产率的扩张，可能超过其他三项的总和。

　　1900年代，发达国家中多数人每星期至少工作60小时，一年51个星期（一年约有8个假日），每星期工作6天。到本世纪末，大多数人一星期工作少于40个小时，顶多一年工作47个星期，每星期工作5天。德国从每年工作超过3000个小时，降到少于1500个小时。在发达国家里算是勤奋的美国，也降至1850个小时。
　　20世纪的四个增长部门，政府可能对可支配所得的分配拥有最大影响力。因为政府最主要的经济功能，是把一个国家国民所得的30％到35％重新分配。　　健康、教育和休闲三个部门都是产品和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但是这些部门都不提供物质，也就是不创造"经济"上的满足。

这四个部门都不属于"自由市场"，不照经济学家的供需原则行事，对价格不特别敏感，经济学家的模型或理论对它们根本不适用。

　　但是整体来说，它们远超过这些发达国家经济体的一半。　　因此在策略上首先要考虑这四个部门的趋势。未来数十年中，这四个部门一定会有很大的改变。　　政府，作为所得征收者和重新分配者的角色而言，本应停止增长。但是在所有发达国家里，政府仍快速运用新工具来影响可支配所得的分配。它们制定新的法令控制经济资源，将之分配到新的目标，譬如环保。因此，企业或公司在策略上要把政府列为第一个考虑因素。　　休闲已经"成熟"，并且开始走下坡路。发达国家中，每周工作时数可能已不会再降低了。事实上有迹象显示，工作时数开始增加。休闲是20世纪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已经有衰退的迹象：休闲市场的"购买力"就是时间，而时间的竟争越来越大；急剧降低的获利空间；越来越模糊的产品区别（譬如，看电影和在家里看录像带的差别并不太大)。　　医疗和教育将继续名列主要的"增长部门"，人口结构保证它会如此。但是这两者都会有重大改变，譬如，教育将从教育孩童，转到为已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工作者提供再教育渠道，而且，可能每个发达国家在医疗方面的改变会更为剧烈、更为快速。

　   这些20世纪的增长部门，对21世纪的产业和其中个别机构的策略，不论是企业、大学、医院、教会，会有什么影响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界定"增"产业、"成熟"产业，"衰退"产业。
       当产品需求的增长，比国民所得增加更快，就是增长的产业(反之,衰退产业)。速度相等，就是一个"成熟"产业。　　同样，一战以来，发达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可分配所得花在所有商品的比例，除了战时外，持续以0.5％的速度递减。所有的产品价格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会持续下去。

成熟或衰退的产业可以再度成为增长产业。
我必须再强调，对策略而言，没有比所得分配的趋势的改变所带来的威胁或机会，更加重要的了。

目前增长快速的产业
     是赢利性或非赢利性产业，必须根据他们是新兴产业、成熟产业，或是衰退产业，而以不同方式管理。新兴产业应充分利用"对其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比整个经济或人口增长得更快"的优势创造未来。它需要在创新上领先，并且愿意冒险。

　成熟产业须在非常有限，但却是关键的领域占有领导地位。特别是能够利用先进科技或品质优势，以较低成本来满足需求的领域。它需要有弹性，并能应付快速的改变。成熟产业必须能够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各种方式之间快速转换。因此成熟产业需要结盟、合作、共同投资，并且很快地完成这种转换。

     制药业就是个例子。二战后，制药业直到最近一直是增长产业。到了90年代，它已转变为成熟产业。这表示它很可能会有很快、甚至突然的改变来满足原有的需求，譬如由化学药品转变为基因、生化、医疗电子或甚至是"代替医学"。逐渐式微的产业，最重要的就是持续有系统地、有目标地降低成本，并且持续改进品质和服务。设法强化企业的地位，而不是求取销售量的增加，因为产量的增加只能从别人的减少而来。在衰退产业里，越来越难建立起有意义的产品识别。在一个日渐式微的产业里，产品很容易变？商品"，一般的轿车就是一个例子。

      总而言之，商业和非商业组织的策略，都必须依据整个可支配所得的分配趋势，以及消费的变化来调整。资讯的数量与分析的品质同等重要。

　　定义绩效　　

《大洋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权力随产业而来"。他认为财产从贵族移转到乡下地主，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导致了英国1640年的革命。专制政府被推翻，而由新财产拥有者（地方乡绅）所组成的议会政治取代。　　过去50年内，人口结构的转变，使所有发达国家的财产移转。现在我们开始看见因此而产生的权力转移。两个因素的发展——富裕的中产阶级，以及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如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发展。这些人拥有现代发达社会里主要的资产——公开上市公司。

 

　　这个发展起自美国。这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现在至少持有美国公开上市公司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60％。同样，他们也拥有英国公司及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随着财产移转，我们开始可见权力的移转。

 

       目前对"公司治理"的争辩也源自于此。我们的问题是：企业应该为了谁的利益而经营？以上这个趋势，可以看出目前的主流想法，戏剧性地转变成为了股东的利益。其他发达国家也开始有同样的辩论。　　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家普遍认为，一个企业，主要为了股东的利益来经营。理论仍然认为公司要在顾客、员工、股东等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这也就是说，不需要对特定的对象负责。日本。德国和瑞典，大型企业一向主要是为了劳工的利益而经营。

 

　　这些传统看法已经过时了，但是在美国萌发的，企业为了股东的短期利益而经营的理论，也站不住脚。　　老年人，在经济上的保障日益依赖的投资。因此，企业对股东利益的注重不会消失。然而，这些持股人所要的并不是盈余或股价上即时的获益，而是20或30年后的经济获益。同时，企业一定要越来越注重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来吸引和留住公司所需要的知识工作者，并且使他们有效率。结果，劳工会越来越不重要。

 

　　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公司的"绩效"是什么？我们要学会在目前的短期目标（强调对股东的价值）和企业长期的繁荣和存活中求取平衡。即使纯粹以财务方面来说，我们也面对全新的挑战：一个企业要存活30、40年以上，直到他的投资者达到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这是不容易的目标。企业平均的生命周期从未超过30年以上。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企业绩效"的新观念，也需要发展新的衡量方式。更进一步，绩效要能以非财务方式来衡量，对知识工作者才有意义，进而激发他们对公司的"承诺"。这不是钱财的报偿，而是一个"价值观"的报偿。

       因此，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思考"绩效"为何？策略的拟定也越来越需要依据绩效的新定义。　　

全球竞争　

　所有的机构都需要以全球竞争力作为策略上的目标。除非能与同业中世界级的领导者并驾齐驱，否则不会有存活的希望，更不用说成功了。这表示：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不能再依赖廉价劳工。不论劳工成本如何低微，企业（除了很小或完全是地方性的公司，如一家当地的餐馆）除非很快地达到世界级的生产率，否则不可能存活。制造业尤其如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制造业中，体力劳动成本的影响力越来越小。劳动生产率低落威胁一个公司的生存，而由廉价劳力所获得的利益已不足以弥补低落的劳动生产率。
　　即使新兴国家仍有充沛的劳工，从今以后，他们的增长仍然需要仰赖科技上的领先，或是生产率要与世界顶尖者同步，甚至更胜一筹。

 

      设计、市场、金融、创新等其他领域亦然。即使成本很低,如果绩效低于世界最高标准，仍然会有碍企业的发展。不管关税有多高，"保护主义"已经不能再发挥作用了。　

      来的几十年内，我们很可能还是会碰到保护主义风潮。但是这样的墙不能再保护那些无法与世界标准相提并论的机构，保护主义只会使它们更不堪一击。　　墨西哥是最好的例子。50年来将本国经济完全独立于外面的世界。结果一败涂地,许多墨西哥工业根本不能存活。

 

同样，日本也尝试把外国企业抵挡在外。他们建立为数不多、但却是极具竞争力的出口企业，然后提供给企业非常低的资本，因此这些企业享有极大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政策同样也失败了。1999年日本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日本的企业和产业在全球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因此，任何一个机构，必须以世界上顶尖同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　　

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的差距扩大　　在一个全球性结构改变和不确定的时代，拟定策略要依据的最后一项基础，就是经济实体和政治实体越来越不一致。　　经济全球化，而国家疆界却成为障碍和成本中心。企业和越来越多的组织，不能再以国家经济和国家的疆界来界定它们的范围，而必须以全球的产业和服务来界定它们的范围。

　 但政治上的疆界并不会消失。事实上，即使新的区域经济单位，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是正在酝酿中的南美经济共同体，能不能降低政治疆界的影响都还不确定，更别谈超越政治疆界了。　　一直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角色。1914年以来，趋势倾向于更多的领土分裂。1914年以前，政治上统领世界上大块疆土的大帝国,已经一去不返。同时，小型政治实体在经济上越来越活跃，因为金钱和资讯已经超越国界。1950年以后，一个接一个的小型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它们各有自己的政府，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外交，自己的税收和财务政策等等。但是直到目前，并没有任何类似全球中央银行之类的全球机构来管制川流不息的全球金钱流通，更别说一个全球性的机构来控制全球税收或全球货币政策。

　即使在超越国界的经济单位里，国家政治仍然超过经济的考虑。比如，即使有欧洲经济共同体，由于政治上的因素，关掉比利时一个完全多余的工厂，而把业务并到属于同一公司，30英里外的法国厂，都不可能。　　事实上，我们有三个重叠的圆。第一个是全球化的货币和资讯的经济体。第二个是区域性的经济，在其中货物自由交流，对服务和人员的流通限制也慢慢减少。第三个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方性实体，它们虽是经济性的，但它们更是政治性的。

 

　　这三种都同时增长得很快。企业无从选择。它们要同时在这三个范围里生存。这就是现实环境，策略需要因此来拟定。然而，目前管理阶层并不懂得这个事实到底代表什么？因此都仍在摸索当中。　　许多大型跨国企业，都设立横跨国家疆界的世界性"商业单位".金融服务的租赁部门，不管在西班牙或香港，都当作一个企业来经营，并且与公司在当地的其他部门完全分开。但是，一个接一个的公司，都发现对当地政府、当地工会，或其他任何当地的政治单位来说，这个跨国性的"商业单位"是毫无意义的假想。对当地政府机构来说，西班牙或香港才是惟一的真实，因此只和西班牙或香港的公司打交道。我所知道的企业里，还没有哪个公司能够预先知道，哪些决策和行动应该由跨国性"商业单位"进行；哪些又必须以当地的"本国单位"来处理，更不用说预先知道如何做出能够。同时符合——超越国界的经济实体以及香港或西班牙统治下的政治实体——两种现实的决策。但是有些含义是已经清楚的。至少，我们知道什么不应该做。那就是，不能因当地政府的利诱，而不顾经济的根本条件。政治在经济上的影响越来越小，因此，越需要提供各样的优惠(免税等等)，来取得经济上的有利条件。许多小国家提供优惠，诱使一个公司到它的国家设立公司，惟一的理由只是希望这个公司可以挽救当地的其他公司。毫无疑问，许多基于优惠而非经济考虑的政策，必定一败涂地。

 

要在经济实体和政府实体的不协调中取得折衷，首要原则，就是不要做不合经济实体利益的事。第一个问题是："假如我们没有得到优惠，我们的策略还会不会要我们这么做？"如果答案是"不"，不管优惠有多么诱人，都不应该这么做，它会导致惨败。即使这个回答为"是"，不接受所提出的优惠是明智的。很多的例子证实，接受优惠最后会付出代价。　　除非与公司的"企业理论"和整体策略一致，否则"不"要扩张进入全球市场，特别是不要经由并购而扩张。

　　在不同地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会有不同表现。譬如：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销售果汁比销售其他碳酸可乐好得多。在日本它的主要的产品是自动售货机的咖啡。果汁、咖啡与可乐虽然是不同的饮料，在其他任何方面而言，与可口可乐的企业理论和策略却完全相符。　　让我再重述一次，策略使组织有目的地伺机而动。即使看来像是好机会，如果不能使组织在策略上更进一步，那就不是真正的机会。这种情形只有分散注意力。即使某个机会看来适合政治上的现实，它仍然是一个歧途，应该弃之不顾，否则会导致失败。　　说了"不"以后，下面谈谈两件我们已经知道应该做的事。　　

 

企业的成长扩张，越来越不依赖收购或合并，甚至不会是创办新的、完全自己拥有的公司。企业会运用联盟、伙伴关系、共同投资和各种在不同政治区域辖管下单位之间的合作关系来进行扩张。换句话说，会越来越以经济结构上的关系，而非法律或政治结构上的关系来扩张。　

 

　公司成长要通过各式伙伴关系，而不是威权控制来实现。这种趋势有许多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生活在一个全球性经济，却政治分裂的环境里，而我们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来运作。伙伴关系绝对不是对这个问题完美的解答，事实上伙伴关系也有问题。但是至少，运用伙伴关系、联盟或共同投资的形式，就只是经济上的单位而不是法律上的单位。如此一来，在经济实体和法律实体之间的冲突会减少很多。这种经济实体的关系可以与政治和法律的关系分开来。

 

　所有的企业都需要学习管理外汇风险。每个企业，今天都笼罩在世界经济的氛围中。因此，即使它不对外贸易，都会受到汇率变动的影响。　　

 

今天，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使自己的币值免于涨跌的冲击。理由就是这个世界湮没在"真正的金钱"里，这些金钱没有投资在不动产、企业、制造业或服务业中，却到处流通，投资在起跌很大的"组合投资"里。没有几个国家，在国库里有足够的余额来支付这些组合投资的利息，更别说当投资在一夕之间崩跌。换句话说，每个国家的币值，都跟着这种短期投资的涨跌起舞，更危险的是，这种涨跌常常没有经济上的道理可言。

 

　　1973年美元汇率由固定变为浮动时，结果与预期刚好相反。当时的用意本是因此币值的涨跌，会限于比较小的幅度。但是因为各个政府滥用了这种新的"自由"，币值开始极度不稳定。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它们的财务、金融和借贷的政策交给除了自己以外的政治权力。我们盼望新的欧洲银行可以维持欧元的平稳，但是我们不能奢望在欧元体系里的联盟国家，会牺牲自己的国内政策，来换取欧元的稳定。　　因此，策略的拟定一定要假设货币持续的波动和不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