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ZT)

识 人
　　 --------张师诚两试林则徐
　　 罗贯中《三国演义》，写刘玄德三顾茅庐时，一顾、二顾总见不着那位卧龙先生，恼起了张三爷，要放火烧房，把一根绳子将那“散澹的人”捆了出来，活写出老粗卤莽的行径。
　　 可是，这是《三国演义》胡诌，不是真的；但竟有因爱才，而把一个文弱书生指为囚犯抓了来，之后而又重用他，可谓是别开生面的“罗致人才”的方法了。
　　 这个人，便是清嘉庆朝福建巡抚张师诚。
　　 张师诚，浙江归安人，字心友，号兰渚，以“进士”官“福建巡抚”，署“闽浙总督”，治绩为闽人所颂。生平清操自励，爱才若渴，他看到那时吏治日偷，朝政日靡，盗匪蜂起，非培养一些拨乱反治、有担当、有魄力的人物不可，而这种人应有“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涵养功夫。
　　 他在福建看到了林则徐。
　　 林则徐是个穷书生，未达之前，曾受长乐知县的聘请，在县衙门是担任“书启”(掌管书信的人)工作。
　　 一天，县太爷突接到抚辕四百里排班的羽书，拿办林则徐解省。县令深知他平日的为人，绝无不轨情事，何至以江洋大盗之例，行文拿捕?可是抚军(巡抚俗称)命令，又不能违抗。踌躇至再，便向林则徐商量，请其解职他去，一面申详无林则徐其人了事，且赆(jìn，以财物赠行者)以行资，劝其远逃。
　　 林则徐听了之后，可也莫名其妙，但“平生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是祸逃不了，逃到哪里去?因此坚请归案，听凭押解上省，他说：“苟有罪，不逃刑，无，则可大白于世，不能以含糊了事!”
　　 县令知不可屈，遂亲自押解上省。
　　 既报到，张师诚命县令且退，随请林则徐进签押室，命坐，由抽屉中抽出长乐县笺启数封，指着问道：“这几封信是你写的吗?”
　　 林则徐点首称是，张师诚起身趋前握手，说：“吾早知林先生贤，想把记室(掌书记之官)奉屈，特地试试你之胆量耳!不识责吾卤莽否?”
　　 言毕大笑，随聘为文案。
　　 林则徐谦谢，自此遂一跃而为座上客。
　　
　　 是年腊月。
　　 清例：督抚使臣，每逢新年，必拜表贺岁，虽为例行文字，亦属奏折之一，而写折尤须恭楷。
　　 急景凋年，万家爆竹，林则徐敬谨缮正了黄绫折本，送张师诚过目，张师诚忽蘸笔在折上窜改不相干数字，嘱另行缮写，等他赴行宫贺岁请圣安回衙之后，再行拜奏，然后回家过年。
　　 林则徐对此，颇为费解，认为此一二字可改可不改，无关宏旨，何必多此一举?且值年三十的大除夕，谁家没有柴米油盐的债务待理?高堂有母，更不知如何盼望早回，但抚军谆嘱再三，只好提起精神，恭楷缮过，写毕，便静坐候抚军回衙拜表。
　　 待到天亮，张师诚回来浏览一遍，即行拜发，随即向林则徐作一长揖道：“从前观你的书法，越临结尾，越有精神，早已心许，现在益发可信。老夫阅人不少，以此卜人功名福泽，百不失一，老兄他日功业胜吾万万，愿以子孙相托!”
　　 林则徐辞归之后，他的太夫人见着他便说：“抚台昨天差戈什哈(清代高级官员的侍从护卫)送二百两来，说汝今天才归来。”
　　 林则徐恍然，又是张抚台在试他涵养功夫了。
　　 其年，林则徐成举人，联捷进士，旋入翰林。
　　 张师诚到处揄扬，提挈恐后，林则徐卒成有清一代名臣。

先转几篇，如果大家觉得有兴趣读下去，我继续转，如果不感兴趣就算了。

　 游戏之作反传世
　　 ------魏子安与《花月痕》
　　
　　《小奢摩馆脞(cuǒ，琐细)录》载：
　　 《花月痕》一书，相传为湘人某作，非也。盖实出于闽县魏子安晚年手笔。子安长而游四方，所交多一时名士，喜为狭邪游，所作诗词骈俪，尤富丽瑰缛。中年以后，乃折节学道，治程朱学最邃，言行不苟，乡里以长者称，一时言程朱者宗之。晚岁，则事事为身后志墓计，学行益高，唯时念及早岁所为诗词，不忍割弃，乃托名“眠鹤主人”，成《花月痕》十六卷，以前所作诗词，尽行填入，流传世间，即今传本。子安与谢枚如(章铤)同时，故卷首有枚如题词。友人林浚南为枚如所最称赏，亲侍謦(qǐng，轻声咳嗽)咳，曾为言如此。
　　 林浚南即林众难，原名学衡，也就是抗战时期，在香港给日军枪杀的林庚白。
　　 如果不是作者所记不确，那便是摩登和尚说错了。
　　 魏子安是侯官人，侯官、闽县是福州府的两个县，一九一二年后，始并为“闽侯县”，在清代是分得很清楚的。
　　 子安祖居东门外大街，他的父亲魏又瓶(本唐)，历官教职，很有重名，人称为“魏解元”。子安居长，名秀仁，一字子敦。次子愉(秀孚)、三子寿(秀起)都是秀才，也都有著作，而撰述宏富，以子安为最。
　　 可是他“丰于才而啬于遇”，二十九岁才中道光丙午(二十六年，公元一八四六年)举人，其后，累次北上会试不第。在科举时代，读书人是以仕宦为终极的，“学优”而不“仕”，是特别感到“肮脏抑郁，无所发舒”。
　　 谢枚如说他：
　　 才名四溢，倾其侪辈，当时能言之士，多折节下交，而君独居深念，忽高视远瞩，若有不得于其意者。
　　又说：
　　 即累应不第，乃游晋，游秦，游蜀，故乡先达，与一时能为祸福之人，莫不爱君重君，而终不能为君大力。
　　 可以见俊才不遇之如何毷氉(mào sào，醉饱烦闷的样子)沦落了。
　　 子安最初游山西，在太原知府保眠琴的署中授读。这位保太守是个风流蕴藉，宦囊颇丰，而又好结交名士的人物，他请了许多通人，在署中教他的子女以及侍姬，每人担任一门。举凡经、史、诗文、字画、骑射，以及弹唱、拳棒，每位老师每日教一二小时，讲完即退。
　　 子安担任的，是“诗学”，每日午前讲解五言四韵一首，命题拟一首，便已毕事，每年束脩是三百金，萧斋多暇，他在百无聊赖中，自念“时事多可危，手无寸尺，而言不见异”，把一股肮脏不平之气，托于儿女私情，写出青衫沦落、美人迟暮的稗官小说《花月痕》，借韦痴珠做自己的影子，致其身世之感。
　　 写了几回，保太守偶到书房，无意中给他翻检发现了，读后大为欢喜，便和子安约定，每十日写成一回，另赠五十金，并盛筵一席，招菊部演剧助兴，作为额外的酬谢。他知道名士多落拓成性，不这样鼓励，恐半途而废，永无成书的希望。
　　 子安勉从所请，不半年便成巨帙。
　　 子安的《花月痕》是这样写成了的，绝不是晚岁不忍割弃狭邪诗文才写作，如《脞录》所记者。
　　
　　 子安所著的书，以《石经》为大宗，也最赅博，是离山西到陕西时所撰。那时他的同乡王雁汀(庆云)任陕西巡抚，王和子安父亲是乡试同年，他爱重子安的才学，招子安入幕。
　　 《石经》近在咫尺，朝夕可以摩挲，所以考订较精。节署四方文报具集，而一时名人诗文集也极齐全，子安据以成编，同时写有《订顾录》二卷，《陔南诗话》十卷，附《咄咄录》四卷，对于“时政得失，无不罗列”。
　　 其间虽有传闻异词，大略可以根据，只是采诗不无繁杂，难免有玉石杂揉之感。他的《陔南山馆诗话》、《故我论诗录》、《论诗琐录》、《碧花凝唾集》，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写的。
　　 王雁汀因督兵防御入陕的太平军有功，擢任“四川总督”，自然便携带了这位年侄同往。子安从陕到川，佣书为活者十余年，最后主讲成都“芙蓉书院”，那时已是四十岁以外的人了。
　　 正值太平军席卷东南，浙闽都在军事行动中，相距既远，音书不通，他悬挂家中老幼，生死皆疑。不久他的三弟子寿殉了难，接着他父亲也因病下世。道途梗阻，欲归无路，而川匪蠢动，焚掠惨酷。子安资斧行装，一时俱尽。他挟着残余书卷，携了稚妾，租住一条船上，侦东伺西，仓皇避难。这个时期该是子安最狼狈支离的时候了，他写成了《蹇蹇录》、《惩恶录》、《幕录》、《巴山晓音录》、《铜仙残泪》等卷。谢枚如说他：
　　 诗史一笔兼，孤愤固无两。扁舟养羁魂，乱离忆畴曩。匪惟大事记，变风此遗响……忧乐兼家国，千夫气不如。乱离垂死地，功罪敢言书。
　　都是为此而发。又说：
　　 加愤廉耻之不立，刑赏之不平，吏治之坏，而兵食战守之无可恃也，出其闻见，指陈利弊，慎择而谨发之……复依准邸报(朝廷官报)，博考名臣韦奏，通人诗文，相辅而行……盖时务之蓍龟，功罪之金鉴，春秋之义，变风变雅之旨也，后世必有取焉。
　　 但子安这许多名世之作，却不甚传，而独传《花月痕》的小说，这岂是子安所料得到的?
　　 子安回到他的家乡后，丧乱之余，更是感到寂寞无所向。同时，米盐琐碎，百忧劳心，他本来是生性疏直不龌龊的，在“厘毫压倒英雄汉”的自然定律下，也不免“叩门请乞，苟求一饱”。
　　 经此生活折磨之后，又不免发生严重的自卑感，据说“既数与世龃龉，乃挈方为圆，见俗客亦谬为恭敬，周旋惟恐不当”。但积习难忘，“其人方出户，君或讥诮随之”，“家无隔宿粮，如得钱，辄复置酒欢会，与穷交数辈，抵掌高论”了。
　　 子安是个高个子，又黑又肥，目光如电，声如洪钟，喜笑谐谑，谁也说他不过；遇到他素所心折的人，便把自己所著各书，拿出来相与质证，或能指出其中不妥当处，他敬听唯唯，当晚便在灯下点窜删改，不如意处，即全篇弃去亦所不顾，“知人善下，精进不吝”!
　　 在家时，稍有闲暇，便即从事整理著作，早抄晚写，终日汲汲。因此一年之中，病了好几次，他母亲又恰在这困苦贫穷时期死去。遭此大故，弄得他形神益见支离，便在母丧中间，他也一病不起，死时才五十六岁。
　　 谢枚如为他作墓志，铭曰：
　　 有美一人黔而丰，腰脚不健精神充。胸有炉锤笔有风，百炼之气贯当中。蚩蚩者婆醉者翁，秃乌狡兔争西东。傍立侧睨让乃公，笑骂非谩拜非恭。大声疾呼亶不充，著书百卷完天功!
　　 《花月痕》小说，在子安未死前，是没有付印的。子安死后。谢枚如对子安二弟子愉说：“《花月痕》虽小说，毕竟是才人吐属，其中诗文词曲歌赋，无一不备，市伧大腹贾，未必能解；若载往京华，悬之五都之市，落拓京员，需次穷宦，既无力看花，又无量饮酒，昏沉欲死，一见此书，必将破费炭敬别敬之余囊，乱掷金钱，负之而去；于是捆载而归，为子安刻他书，岂不妙哉?”
　　 子愉颇以为然，却犹豫未行，他妹婿林小彦把他卖给涵文堂书商，得了四百元。东门外同族大又翻印来卖，也颇获利市，所以有镂版、铜字、石印三种不同的版本，皆子安生前所不及见。一般人读《花月痕》，但觉笔墨凄惋沉哀，惊才绝艳，哪知他：
　　
　　有泪无地洒，都付管城子；
　　醇酒与妇人，末路乃如此。
　　独抱一片心，不生亦不死?
　　——谢枚如《题<花月痕>诗》
　　 子安尚有《蓝子书塾笔记》、《榕阴杂掇》、《湖坝闲话》、《彤史拾遗》诸作，都没有刊行。闽人丁威起(震)有他的手录本，抗战前曾登载上海某杂志，对粤事缘起、金田起事、紫荆屯兵，以及永安、桂林、金州、金陵、福建诸战役、蜀事始末，洋洋十一巨篇，论断平允，实为咸、同之交的珍贵史料，可惜没有剪存，如今已不易找到了。
　　

　　 要成功，先做梦
　　 ——陈望坡之梦
　　 台北木栅有个“指南宫”，一般叫做“仙公庙”，庙内崇祀吕纯阳，香火甚盛，并特别布置好几列雅室，据说是给各处来的善男信女寝息之用，好虔诚地向吕祖祈梦。
　　 一个人在睡眠中，由于身体内外的某项刺激，而唤起一种意识，呈现了诸般幻象，是谓之“梦”。
　　 就中国来讲，从古以来，许多人对于梦似乎颇感兴趣，虽说是“至人无梦”，或是了解于“梦由心造”，但根据历来记录，如：黄帝梦华胥，殷高宗以梦得傅说，周文王以梦得姜尚，孔子梦周公，庄周梦蝴蝶，江淹梦郭璞向他讨笔，李白梦笔生花；更有香艳者如文景昭梦仙人写个“磊”字，指示他“富贵姻缘，皆由于此”，造就他同刘亭亭小姐和艳婢秋红的美满良缘……诸如此类，不是“痴人”，也喜欢说“梦”，所以古有“梦卜”、“占梦”，以及“圆梦”、“原梦”等等。
　　 唐高祖便是最会做梦的，每有梦，一定向智满老禅师陈述，给他参详，到了他南面而垂拱的时候，敕建“兴仪寺”，寺内还特地设个“圆梦堂”，这大概木栅“指南宫”道士们之所自仿，说来好不叫人发思古之幽情?
　　 惟其如此，过去一般称为“士子”的读书人，对于科第功名的希望，往往也好求诸梦中；若是蹭蹬(cèng dēng，失势)场屋，而自己又觉得怪不错的，总怀疑文章憎命，这其中必有什么罣(guà，同挂)碍，在百无聊赖中，每找个禅宫道院，睡他一觉，希望在蒙眬中，找个安慰或解答，其例颇多。却有在“宵寐匪祯”的懊丧心情之中，忽生妙解，居然奇验，那不能不说是梦的玄妙了!
　　 晚清最后的太傅陈宝琛，他是闽县螺洲世族，其曾祖陈望坡，名若霖，字宗觐，道光时官刑部尚书，尝四为巡抚，所至有善绩，据传：
　　精律学，善折狱，在刑部最久，直声震天下。
　　 有某贝子强抢民家妇女，家人到处控告，那满清亲贵多方回护，最后给望坡尚书听到了，不动声色，邀请贝子到他公馆会宴，酒到半酣，把控告他的诉状，当面提出。即席取供，请“王命”把他斩了。民间误贝子为王子，福州地方剧中有“陈若霖斩王子”的戏目，便是叙述这个故事的。
　　 在陈望坡未达以前，却是一个寒儒，而其科名焕发，便由“昨夜梦不祥”里，遽而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的奇异发现，从绝望里转生机。
　　 福建有个石竹山，山上道观里祭祀的是何氏九仙，所以也称做“九仙观”，祈梦多验，著迹已久。
　　 陈望坡未达之前，是个贫苦耕读人家，从十几岁入场起，一直考到将近四十岁，还没进过学。从前的人，看科名最重，能够侥幸得个“黉(hóng，古代学校)宫秀士”，即使再穷些，也可设帐授徒，藉供事畜，如果只是白丁，那就差劲了。
　　 望坡读到老，考到老，还青不了一矜，为了家计，更伤透了脑筋。
　　 他有个亲戚，在城里开设一家布店，请他当个记账先生，把薪水养活妻子，晚间让他读书，免荒废旧业。他对这位亲戚当然是感激，夜间便咿唔不辍，但恼了许多同店伙友，又欺负他的穷酸，背后笑他“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望坡却犯而不校，照样苦读，每逢小试，便请了几天假，持考篮入场，一次二次，一直榜上无名，伙伴们更藐视这个书呆子，当面恣意讪笑。
　　 譬如当他请假时，便说：“陈先生，吃碗生意饭算了，人生数十寒暑，何必一直受活罪?”
　　 到了名落孙山，那贫嘴薄舌的，更挖苦得凶，不是说：“我早知道陈先生舍不得我们，自做秀才去。”
　　 即是说：“本来我们大伙儿准备了贺礼，偏是陈先生客气，老不让大家破费!”
　　 望坡既愤且愧，只有忍气吞声，当做没听见。
　　
　　 某年，又逢县考，望坡自念已届艾年，如再考不上，便也无颜再见江东，势须歇了生意，不如即此算了，遂不往报名。
　　 店主人见试期已近，望坡没提到请假，问之，望坡表示绝意赴考，店主人却正色对他说：“当初以汝为有志，所以为筹两全，一面管账，一面读书，何以便气馁如此?况大器晚成，有志者当务耕耘不计收获的，倘再不遇，还是不必灰心，如绝意进取，便辜负老汉期望之诚了。”
　　 望坡惶愧称谢，回家时仍是忐忑不定，便和他的太太商量，他夫人一面安慰他，一面叫他到石竹山祈梦，好求九仙给他一个指示。望坡无可如何地到了九仙观，在虔诚默祷之后，当晚便在观中歇宿，蒙眬间，似乎听到有人说：“若问功名，海底摸针。"
　　 醒来觉得不是好兆，厌恶之极，次日回家对太太说了，认为无望，便叫太太烧饭，准备吃了饭，到店中襆被(打铺盖)回来，待来年在家里设塾授徒，做个猢狲王(戏称塾师或小学教师)，取些束脩养活。太太听了，也无精打采地到厨下去了。
　　 他无聊中，脱了鞋往床上一伸，看了自己脚上袜子已破，脚丫子露了出来，便想找个针线来补，因隔着窗户，问太太要，他太太正在淘米，便说：“针线刚才插门边，我手湿，你自己找找。”
　　 望坡便依其所言遍觅，果然在房门边，瞥见一针系线，插在午时书(闽俗端午，贴小红笺联语于门左右，谓之午时书)上面，联语是：“海国中天节；江城五月春。”那针适插在“海”字底下，线末垂于“中”字，陡然记起“海底摸针”的梦中人语，而“中”字加线更为中式好兆头。于是决心赴试，是科果然获隽，秋闱再试，联捷入翰林。
　　 而当年县府院考、乡、会试首场诗文题中，都有“海”字，一时更称为巧合。

　　 考官也疯狂
　　 ——俞曲园怪题案
　　
　　 德清俞蔭甫(樾)，世称为“曲园老人”，也是晚清一代经师。
　　 咸丰五年(公元一八五五年)，他在河南学政任上，因为出了怪题，被御史曹泽劾为“不职”而罢官的事，到现在还是时常被人提起的，但毕竟真相如何，却很少能详细地说了出来。即是当时他自己也似乎是讳莫如深，他在自述诗里说：
　　命宫磨蝎又如何，唤醒东坡春梦婆；
　　已到神山仍引去，蓬莱亦是有风波。
　　 自注因入言罢官也含混之极。而其老师曾国藩也只有“闳才不荐，徒窃高位”之叹，并时贤俊更少记载，今日谈此者，更得不到真相了。
　　 近人徐彬彬《凌霄汉阁笔记》载：
　　 咸丰初，俞樾为河南学政，自负南国人文，鄙夷一切，有两县同日复试，一县题《狱蹄鸟迹之道》，另一县题《鸡鸣狗吠相闻》，谓字不成字，文不成文也，以大宗师菲薄生童，后以不职为御史劾罢。
　　徐所记虽非被劾主因，而其命题割裂，与其怪癖可见一斑。
　　至于谈他被劾事较详者，当推刘大白《故事的坛子》里所云：
　　 湖州德清俞樾，是清末著名的朴学大师，但是他如果不在河南学政任上出了些怪题目，也许未必能成为朴学大师。因为他不出怪题目，便不会革职，也许一路飞黄腾达地做了大官，便没有空功夫来专心著述了。
　　 俞氏在咸丰年间放了河南学政，不知怎样忽然发起神经病来了，据说他平时很清楚，但是一坐在大堂上，神志便觉昏沉沉似的了，所出的题目，都是些很怪的，例如：《国家将亡》、《必有妖》、《王速出令》、《反》、《崔子弑齐君》、《君夫人》、《阳货欲》之类。这要是在雍、乾年间大兴文字狱的时候，他本人固免不了得到凌迟处死的罪名，他的亲族也都得牵连着杀头办罪，但他总算侥幸，结果只是被参劾革职了事。
　　 他这神经病突发的原因，有人说是：“河南学政衙门里，原有一只很灵的狐仙被供奉着，历任学台大人到职后，总得必诚必敬去拈香，曲园不相信，遂得罪了狐仙，所以就被捉弄着使他突发神经病。”
　　 也有说是：“那时太平天国的大军，正向河南攻击，曲园怕危险，又没法子告退，所以特地假作疯癫，出了些怪题，以求革职回家。”
　　 这也许是一种“双重人格”的变态心理病。总之，他不出怪题，便不致革职，也许不能成为大师，这倒是真的。
　　 此外，邓文滨《醒睡录》中也有：
　　河南某学政考童生，出“我将反，必有妖，是为贼，反见之，则苗勃然兴之矣，堂堂乎张也”等题。
　　 所谓某学政，当然是指曲园了。
　　 至于德清还有这么一种传说，说俞曲园的被劾，完全是被人罗织而成的。何以要罗织他?是因为曲园在送老师的“炭敬”上打了折扣。同时“河南抚台”做寿，他只送了一首诗，因此都很讨厌他，碰了机会便合伙捉弄他了。
　　 以前有人把这事问曲园孙子俞陛云，他也是得诸耳闻，却从小没听他祖父提起这件事，也只能聊备参考而已。

极好，特别喜欢看。

之前看过《非常道》，还有《天下残局》，很喜欢这样的东西

明察秋毫
　　 ——谭文卿治杭轶闻
　　
　　太史公作《酷吏传》说：
　　 民倍本多巧，枉骫(wěi，枉曲)弄法，善人不能化，惟一切严削，为能齐之。
　　 似替酷吏曲为辩解：可是他自己下蚕室(古牢狱名)时，却不免“见狱吏则头抢地”。自古以来办案的人，三不管先把有犯法嫌疑的人，来个“刑求”，这是要不得的。
　　 茶陵谭文卿(钟麟)，是晚清的一位名臣，才大心细，死谥“文勤”。他是谭组庵先生的尊人，近人记他的政事遗闻，多是显达之后的。相传谭钟麟于同治年间以“监察御史”外放“杭州知府”，到任后威惠并施，尤能礼重读书人，和拯恤无告小民，遗爱甚溥。
　　 嘉兴鲍敏卿，以举人居家，种竹赋诗，是个安分的文人，不意浙抚忽得刑部文书，饬将敏卿拘捕解京，巡抚莫知就里，便发交杭州府。
　　 照例犯人起解，应过堂取供，谭钟麟升堂一看，那鲍敏卿铁索锒铛，身贯三木，无任觳觫(hú sù，战栗貌)。问他出身，知是某科举人，便问：“汝的前程已褫(chǐ，剥夺)革了吗?”
　　 鲍说没有。
　　 谭便叫差役把他镣铐卸了。
　　 问所犯的什么罪?
　　 鲍说自己也不知所犯何罪。
　　 谭便将鲍暂寄在班房里。
　　 第二天，省垣那些文人墨客和敏卿交识的，先后来府衙探问，谭察知这里必有曲折，便上院请咨刑部查询鲍所犯案由，部覆说是“勾通枭匪”。
　　 隔日，谭钟麟再传讯，问鲍敏卿有无其事?鲍自陈身列士林，斯文一脉，怎认得枭匪?再请诸名士来衙询查，并咨嘉兴知府询鲍敏卿平常交往，均无滥交匪类情状。
　　 谭钟麟恍然，道：“你这人大概得罪朝官了?”
　　 敏卿便记起，家里那间破房子，隔壁朱御史要买，因不满出价，便没卖给他，只有这么一桩事。
　　 谭钟麟速即赴院请咨部问何以知鲍敏卿通枭匪?原告何人?部方录下朱御史的专折。
　　 那朱御史原是谭钟麟的门下士，于是写信责以不应以小怨诬陷好人，一面将全案向抚院报告，把敏卿开释了。
　　 惠爱之流，及于旁郡，吏民称服。
　　
　　 后擢任“河南按察使”，将离杭赴任，有人到府衙击鼓鸣冤，这名堂是叫做“登闻鼓”，不是大冤奇屈不敢轻易惊动的。
　　 谭钟麟闻声急忙升堂，这个喊冤的自陈是台州人，胞弟在海宁做小买卖，被诬抢犯，抚院将请“王命”处斩。
　　 谭钟麟听了便上院请暂缓处决，回衙后叫人到海宁提讯，那犯人极口呼冤，谭钟麟便命提府讯问，自早到晚，犯人供称：“在海宁挑卖麻苎杂货，一天晚上，在路边捡到一件长袍，顺手放在担上挑归，第二天，捕头阿奴到家里，给抓了去，以酽(yàn，浓)醋灌鼻，气闭复苏，阿奴说：‘某绅家里遇盗，伤害事主，你见官要把案子承认你做的，这袍就是赃物，否则醋味给你尝个够!’到了州里，求官伸冤，阿奴又灌了两次醋，最后不得已诬服，后省中委员提讯一次。今日见到青天，请救一命!”
　　 谭钟麟因签提阿奴来对质，阿奴刁狡不认，谭便命“拿醋来”。阿奴知道这刑法不好受，认了因被追比，诬攀塞责。
　　 谭钟麟遂将小贩放了，判阿奴站笼，还没有死，恰巧新官到任，将阿奴杖责结案，总算便宜了这恶捕。
　　 其后回抚浙江，又杀猾吏何秉仁，土豪徐正魁，设筒令纳税人自投，以及还漕银溢额，折实征米等事，浙江老一辈的谈起他，还称赞不已。

　　 清帝大婚(一)
　　 ——清代宫廷婚礼
　　
　　 我国旧时婚礼，认为男女结合是“人伦之始”，自“问名”、“纳采”起，以至“合卺”(hé jǐn，结婚)、“庙见”，礼节繁缛，郑重至极。虽各省习俗有所不同，而形式上却没有太大的差别。
　　 近代都市儿女，多从欧俗，花烛风光已不同于往昔，至于帝制时代的宫廷婚礼，知道得更少，前在旧京，曾闻旗籍金葵生所谈，金氏爷儿两代，都在内务府“当差”过，可补谈宫闱掌故者之遗。
　　 清制：皇帝大婚仪节，皇后选定后，先授如意，继受册封。由钦天监衙门，择定奉迎吉日。在奉迎之前十日，先由内宫选派“结发命妇”或“结发福晋”四人——
　　 一品以上，公爵以下之元配妻，称“命妇”；贝子以上，亲王以下之元配妻，称“福晋”，若续娶之继室，则不入选，而此辈结发命妇与福晋，又必须有子有孙，夫妇年龄都在五十以上，属相及五行命宫，不和帝、后的八字命造相冲犯的，方为合格，所以人选颇难。选定之后，立时派为“奉迎命妇”。这个名称，以前叫做“奉迎女使”，乾隆时改称，沿用下来，其实即民间的“娶亲太太”也。
　　 奉迎前三日，这四个命妇，进坤宁宫“东暖阁”铺喜床，床位靠北墙，床上悬挂红帐——平常挂黄色，到了末帝溥仪，则挂白或粉红二色，那时已逊位，所以也没有人告以非祖制了。铺床时四命妇各蹲一角，另由内务府女官四人，捧大如意四柄，交给命妇，镇压褥的四角上，铺毕，女官再进“和合九凤”的喜袍一件，“百子九凤”的盖头绣巾一方，以及双喜如意簪等首饰，用黄缎包袱包好，由四命妇送到皇后私邸，给皇后上头时穿戴。
　　 洞房中，床之左，靠东边墙，摆一只大柜，床前向南窗下，设一长案，案头左边，设漆盒一对，右边置一大瓷瓶，中间为后梳妆用之“镜台”，案与床之间，有一方桌，左右各一椅，方桌上有一只银质镀金的“百子双喜香油灯”。
　　 皇后舆从“乾清门”入，舆前由太监十二人，执藏香提炉，引至交泰殿，舆从炭火盆上抬过，到殿门外，舆内放苹果两个，金如意两柄，殿门槛上横放朱漆马鞍一个，鞍下放苹果两个。盖上红毡。
　　 皇后下舆后，由鞍上跨过，殿内朝北，供天地桌，帝后拜毕，由内务府女官执灯，引入“坤宁宫”，在南边坑上地炉前，设方案，帝后即分左右蹲下，由房膳进羊酒，称“合卺宴”。同时由结发之侍卫夫妇二人，唱满语之“合卺歌”。
　　 宴毕，引入洞房，行坐帐礼，进“子孙饽饽(饺子)”，帝、后入口微嚼，即吐出，藏在褥底，否则不利子孙。
　　 诸事既毕，便燃起桌上之香油灯，油里掺蜂蜜，取“蜜里加油”的口采。
　　 另以金漆木瓶一个，内装珍珠、金钱、银钱、红宝石、金如意、银如意、金锭、银锭、金八宝、银八宝、杂粮米谷等，以红绸封口，叫做“宝瓶”，由皇后抱着坐在床上，再进“长寿面”，每人一碗，最后须留一些，以示“有余”，吃了后，才宽衣入寝，让蜜里加油的灯光，长照着好梦。
　　

清帝大婚(三)
　　 ——末帝溥仪的婚礼
　　
　　 人们把婚姻当做人生大事之一；帝制时代的大婚，更视为大典，其所需费用，动辄千百万两以上。
　　 清代在承平以前，内帑充裕，所费更多。
　　 季世君王如同治帝载淳，婚费开支，超过一千万两；光绪帝载湉，虽在内外忧迫的当时，也耗用了八百多万两。
　　 公元一九二二年，溥仪以“亡国之君”，犹以小朝廷自居，那时他刚十七岁，由瑜太妃和他的生父醇王载沣，婚聘荣源之女，姓瓜尔佳氏，秋鸿为后。
　　 荣源为那拉后宠臣毓朗贝勒的女婿，论辈分，毓朗和溥仪该是同辈，所以秋鸿与溥仪虽是同年，算辈分却小于他两辈。而其姓氏也搅不清，先是把瓜尔佳误为郭佳，后来索性改为“郭博罗”，好在那时已不讲这些了。
　　 秋鸿姿色才学，在天津教会女校里，已是著称一时，中、英文都还可以，并擅长绘画，另外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做“伊莉莎白”。
　　 选聘既定，懿亲遗老辈，遵礼筹备，内务府极力撙(zǔn，节省)节，限三十万元以内开支，但已大费张罗，遗老们拼凑而来，有姓名可考者，如徐世昌二万，张作霖一万，辽、吉、黑三省各一万，张勋一万，陈伯陶一万，陈望曾、戴培基、陈汝南、罗元燮各一千，曹受培、苏志纲、卢宝泉等二十余人，共五千六百元，统托陈伯陶带京进呈者，此外陈夔(kuí)龙、李经羲、李经迈、刘翰怡各一万，但结果认了不算，最后仅各致送五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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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试探与试验

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祂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雅一12～16）


耶稣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申六：16)

主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