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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正文 |
发表时间:2007-12-03
之前介绍各种作品的blog,我一般都是搞批发,很少搞零售的,三本五本的一起介绍。至少也是介绍一本书。但是,今天我打算介绍的,只是一篇文章,是崔卫平写的《拥有另外一些经验》。 有了网络之后,我会在网络上浏览各种各样的论坛,在各种千奇百怪的link里穿行,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非常有趣,有价值,甚至有深度的文章。这篇文章在我最初读到的时候,名字叫做《批判,以什么名义》,大概是在99年的时候。 正是这篇文章,使我对于自由,以及自由主义,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也因此而变成一个坚信自由主义的信徒。 崔卫平的这篇文章,其实是为了批驳另外一篇文章而写的。在当年相当有名的余杰,在1998年写了一篇《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大意是: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拒绝在一份呼吁赦免所有政治犯的“请愿书”上签字而哈维尔认为,必须签名。因为这样才是有勇气,有承担,肯牺牲。而不肯签名的行为,正是所谓的智慧,避祸与懦弱。有人是这样评价余杰的:“这样精彩的《昆德拉与哈维尔》,足以标明余杰有什么样的思想境界。可以说,它对中国知识界近20年来的论战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小结:为什么郭沫若、钱钟书、巴金等文化大师总是让人感觉差点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实际上只是明哲保身的智者,至多只是聪明的昆德拉,而非知行合一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哈维尔。 ” 而崔卫平则以近乎沉痛的语气,批驳了这篇著名的文章。在崔卫平看来,余杰的文章,大有问题,值得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来分析。 同样是评价昆德拉与哈维尔,在余杰的笔下,昆德拉成了逃离祖国的“智者”,而哈维尔成了勇敢的在自己的祖国坐牢的“行者”。因此,崔卫平站出来说:“在这里,本来是非常复杂、有着太多牵连的问题被做了简单化的处理,哈维尔和昆德拉之间可能拥有的共同之处被抹杀,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不同表述被夸大到了对立的地步。结论下得如此之快,语气如此决绝,于匆忙之中甚至包含了一些知识性的错误,显然这有些轻率,并不像该文的作者自身所愿意表明的那样严肃。尤其是文中不时使用“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界”乃至“中国人”这样一种全称判断,指出有关他们的“某些秘密”、“盲点”和“生存”的“信仰”,将一个整体推在接受“批判”的位置上,并指名道姓地点出钱钟书先生和王小波先生,说他们“对历史和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这使得我十分担心在这样的作者手中,哈维尔是否有可能被发展为一根打人的棍子?担心一向处境不妙的“中国知识分子”因为哈维尔的被介绍,蒙受进一步的羞辱,所以感到有责任出来说几句话。” 首先,需要区分的是米兰昆德拉的行为与其小说中的人物——托马斯的行为。这在余杰的文章里,被有意的忽略了。 其次,崔卫平告诉我们,托马斯并非第一次拒绝签名,之前还有两次,他拒绝在一份向占领当局认罪的文章上签字,因而失去了医生的工作,沦为了一个擦洗窗户的工人。因此他的第三次拒绝签名,绝不是懦弱的表现,而是一种对于自由的执着追求。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我抄在下面: 更进一步说,由昆德拉通过托马斯给出的那个拒绝的姿态,实际上是将某个问题向前推进一步的。托马斯有权拒绝签这个名,正和他有权做前两次拒绝一样,他愿意向世人表明这一点:他是自由的。不管何人以何种名义,都不能使他“非如此不可”。这么一个颇受争议的举动,完全可以看作向持不同意见者阵营内部发出个人自由的挑战,是向那些为争取民主而献身的人们而发出个人选择的吁求。即使在同样与专制及其邪恶做斗争的人们中间,也不能是铁板一块,“一致举手”赞成或不赞成某件事,而不允许出现其他的不同意见。试想,如果作为持不同意见者,他们一方面要求政府听得见他们的不同声音,另一方面却他们自己却不善于倾听来自身边的不同声音,不从自己的生活开始学会尊重他人的意愿和自由,不去习惯接纳在某些个别问题上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周围的人们,那么不管他们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在实际做法上和他们所反对的人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旦这样仅仅习惯“一致拥护”和“一致通过”而不拥有其他经验的人掌握了政权,将他们小圈子中的关系放大至整个社会,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秩序什么样的面貌呢?从个人的角度来说,如果一个人不能作为“自由之身”加入到某个团体或参加某项集体活动,他没有经过克尔凯郭尔所谓的个人“隘口”之后重新出发,他不是出自个人意愿而实际上勉强被拖进某个集体行动,那么很难说他的行为是建立在自己身上,他不是以任何一种方式依附和寄生于他人,更很难想象他最终要为自己的举动付完全的责任,即由自身承担自己行为的全部后果,而不推诿给任何其他人或其他力量。 什么是追求自由?如果“自由”变成一个人人都必须追求的东西,如果对于这样一个好东西,任何人都没有“拒绝的自由”。那么,这个所谓的“自由”,与“不自由”,又有何不同呢? 还有一点,也特别的发人深省。在余杰的文章里写到:“哈维尔不离开自己的祖国,‘他觉得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能拥有对祖国的发言权。’”崔卫平直言道:“实际上哈维尔向来反感那些自以为把握未来、自称对未来更有发言权的人,他认为生活是开放的,它们的结果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并不在某个人的头脑里事先形成,谁也不能站在这里说未来恰恰掉在他的口袋里。哈维尔并不拥有觊觎未来的念头。既然他并不计较眼前所做的事情的直接效果、成败如何,那么何谈“只有承担了历史的苦难”才会怎样怎样呢?“承担历史的苦难”怎么会成为另外一件事情的砝码呢?这里运用的是一条什么样的思路呢?坦率地说,我感到了过去若干年内被叫得很响的最终要“直取天下”的那种东西。” 最后,崔卫平特别谈到了批判的目的问题,有一段话,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我在想,到底我们批判是为了什么?仅仅批判是不是事情的全部?因为要指出对方的错误是再容易不过了。但假如我们自己不尝试和学习另外一种东西,让我们自己的眼光逐渐适应温暖柔和的光线,并通过限制自身的人性恶(它体现为各种任性和极端,)让光明和善意慢慢地在自己身上生长起来,从自己的生活开始获得另外一些经验,比如客观、宽容、理性、节制和爱,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向前跨出一小步呢?如何以更彻底的方式告别过去?如何让我们的下一代拥有另外一种视野、不再重复前人的不幸,陷入迄今为止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恶性循环”之中?这样去做可能比“批判”更难,但不能因为难度更大而被我们置之脑后,这里尤其需要耐心。” 看了这篇文章,使我深刻的了解到,追求自由主义并不简简单单的是“因为他是真理,所以我要追求”,“因为我追求的是真理,所以我肯定是对的,反对我的,自然肯定是错的。”这样一种仿佛真理在手的姿态,无论他所宣扬的主义是什么具体的内容,都决不可能是真正的自由主义,也尤其需要提高警惕。当然,我也因此而特别透彻的看清了余杰的思想面目,从此也不再看他的任何文章了。 声明:ITeye文章版权属于作者,受法律保护。没有作者书面许可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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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时间:2007-12-03
“自由主义”更多是一种经济学流派吧。
关于自由我接触到的讲的最好的就是萨特,这在他的小说《自由之路》里描述的非常清楚。《萨特全集》在图书馆和书店应该都能看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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