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言，伤身？伤心

我们国人研究历史有个误区，几乎文人学士们关注就是类似纪传史的东西，要么就是大而全但不精的编年体，流水账式的编年史，随便挑几部一读，发现无论怎样，我们国家是最最偶像崇拜的了，历史的线索几乎全部掌握在那些精于策略和“术”(法家学派)的人物手中，三国英雄，唐宗宋祖，然而我们几乎很少涉及到制度的演变，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错过了借鉴宋朝的本质之变，那么借古讽今的古训还有意义吗？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我们是一个记住英雄，记住胜者，而遗忘草民，遗忘失败的国度。在历史研究上，我们从来没有站在一个大的框架中，黄仁宇先生提出了中国大历史，然而我们永远都是孤立的看待中国历史，从来没有斯塔夫斯阿诺斯的那种大气，我觉得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一下商鞅，关注一下王安石，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那位天子。
我们记住的是策略，记住的是细节，也很精于细节，我们不善于从大局或者说是总体的考虑，因此我们在1840年之后出现了很多所谓的大捷，然而最后我们被大捷了。我们从来没有人能写出linux，然而我们却能将linux中的一个算法改进到最精良，我们从来不可能有人薛定谔悖论，然而我们的大学却培养了很多能将精确度增加一位的小伙子们或者更多的是老头子们，我们没有人能发现双螺旋DNA，但是我们的很多学究们的关于DNA的论文被国际认可，我们的招式很优美，但是还是被牵着鼻子...
也许也许，虽说宋朝就有了货币经济，但是人们的价值观并没有变革，加之生产力并没有工业化，因此这一切只有在瓦特改良蒸汽机和《国富论》发表之后才能有真正用武之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制度过于早熟，由于《周礼》的洗礼，加上孔孟之道的熏陶，中国人最终失去了工业革命的价值观改变的机会，永远的失去了机会。我一直以为，是孔孟之道阻碍了新生力量的迸发，而实际上，《周礼》才是罪魁祸首，它阻碍了不拘一格降人才，中国真的太早熟了，那个时代，本应该采取古希腊，古罗马的奴隶制度，然而由于中国的自然地理环境太好了，因此中国率先实现了分封制，也就是封建制，于是就发生了后面的事情。
但凡上过中学的人们，我们总是生活在主义的历史图景下，但是实际上，我们的封建社会并不是书上说的那样，从秦始皇到孙中山，这段时间并不是封建社会，我们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奴隶社会，这个世界的东西方并不需要非要归结到一种历史观下，只是为了研究方便或者是为了拉动更多的同盟才必须用一种历史观解释所有的事情。
涕零，所言皆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