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至简》的幕后故事(5)：“愚公移山记”军事谋略篇

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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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节写的地理，这一节只讲策略。我自己读时，时时觉得《大道至简》一书写到末了，未见得有一篇古文精彩，只是这篇古文，愿细读的人并不太多罢了。

这篇军事谋略，与工程全然无关。你可以把它当作做人、做事或者做事业的参考，对于做工程，却没有什么意义。

顺便说，我没有读完过“三十六计”，我自己也不并是什么高明之士。所以，这些策略高妙与否，并不重要，也无佐证。读的人自作自想去便好了。

1. 端木长出山第一策：藏器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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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宜见晋王把公输同关了起来，要问死罪，急急地跑回来求计于端木长。一方面，他说公输同获罪，是当年两家的老爷子没有阻拦工程实施而犯下的错。这被端木长一顿批驳，说先辈人这样决策，以及今天公输同判有罪，都是世局变化的缘故，因此不要妄议先人的得失。况且，端木一家早就把钱财分散了，而这个目的，正是为了今日能用上它。

京城宜一听当然高兴了，但还是没明白其中的端倪——当日藏钱与今日用钱，以及搭救公输同有什么关系呢？

　

端木氏藏钱之时，是为了避祸。谁都知道端木一家是靠着愚公挖山起的家，而且也是愚公家族的支持者。话说树大招风，等到愚公一家有祸时，端木一族必然大受牵连。追根求底地查起来，要挖路的、要扩建的，还都是端木氏的肇因，同愚公一样定个死罪，也不为过。但反过来，如果端木一家无钱无权无势，等到公输同都封了大官了，端木家却只留下了吃饭的家底儿，估计也就没人来找事了。因此端木氏将钱财分散到各地，从而“富而不显”，是为避祸。明知大祸将至，明哲而保身，谋定而后动，至少算个聪明人。

　

而接下来，端木长又说藏这钱是为了今天来救公输一家，这救又是什么救法呢？是晋王下令要杀，你送上金银人家也不稀罕，说不定还招来罪祸。因此钱尽管是要用在救公输同身上的，却不是行贿受贿这样简单。固而这时端木长开始在冀、鲁、燕、齐这些藏钱的地方奔走，但却没有人知道他在干什么。

端木长还在等待一个时机。什么时机呢，也就是“（晋）王三伐广野，未果”——晋王数次发兵去征讨广野，却搞不定，这才是端木长要的机会。这个机会有什么特点呢？首先这时晋王的锐气受挫，急需解决广野的问题，因此听得进良言；再则数伐广野，军需财力都噬待补充。这种情况下，端木长赠金资军，才有价值，也才最为有利。

　

即使如此，端木长也不能送去十车黄金、三军之甲，然后就说：“晋王，你放了公输同罢。你若不放，我这些东西就不送了。”换作商业经济的社会，或许还行得通。但放在那个时代，这种逼宫的事，是做不得的。果然，当端木长献上黄金、甲胄，紧接着说“公输一家不是存心通敌，希望能宽恕他”的时候，晋王只消一句“你就不怕我也责你通敌吗”，就几乎将端木长陷入死局。

这时，我们才看到端木长藏金的真实价值。端木长说：“如果我通敌，那么我又何必来资助晋国的军队呢？”这一步最取巧的地方在于：现在晋国打了败仗，我还来资助晋国，那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我是在通敌呀。——退一步来讲，如果端木长在晋国打败仗之前就拿出来些东西来，就未见得有这个效果了。

这才是端木长“藏器待时”的真实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先求保身。因为如果不能先洗脱自己的“通敌”之疑，那么还未能使公输同免罪，自己便要先被砍头了。所以端木家的黄金，其实并不是直接用来救公输同，而是先用来正言正身的。

果然，晋王神情稍见缓和（意稍懈）。

　

　

2. 端木长出山第二策：授人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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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里都是制胜之策，或是败中求胜，或是取势求胜，但是没有一个法子让别人占得便宜自己又不吃亏。

这看来起是兵家之忌。因为打仗嘛，总是趋利的，哪能便宜了别人。但如果你让端木长用三十六计的法子跟晋王干仗（如果那会儿有这三十六计的话），最终掉了脑袋的一定是端木长。因为晋王就是晋王，跟晋王谋利，可以称勇，但未见得是智。

　

我们看看端木长“正言正身”后又是怎么干的。他先用了“自相矛盾”这个故事，来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事物本身导致的，而是出自参与者的主观判断或假设。因为矛、盾自已并不相攻，是你自己要让他们相互击打，这才成了解不开的问题。端木长据此推论出“广野者，取道而伐，据关而守，若守若攻，唯在王尔”。也就是说，广野挖开了，也可以是有利（于晋国讨伐别国）的。但这个有利与无利，全在于晋王对这件事的判定或者假设。

接着，端木长又设下了一个陷井。他说：大王今天因为他而烦恼，明天则可能因为他而欢喜。那么如果你今天杀了公输同，今后又怎么来奖赏他呢？换而言之，如果你以自已的喜忧来论赏罚，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君王了。

这个陷井有两个目的。一方面看晋王如何解决这个反诘，另一方面则给晋王留下了一个台阶。这个台阶是：如果你放了公输同，反倒会是一个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

显然，这种局面下晋王放了公输同也是可以的。但是，晋王显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因为他其实也发现了端木长的论辩中的问题：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得失，那么就无所谓得失了；如果不以当下之事来论赏罚，那就没法论赏罚了。——很显然，看起来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但如果这样治国，那么杀人者也可以无罪：安知被杀者明日是否犯下更大的罪恶？

所以晋王就只问了一句：不审察于此时此事，那么刑法又有什么用呢？又或者此时没有战争，那么甲胄的作用就不存在了吗？

显然，晋王并不想顺着端木长给他的那个“不以喜忧论赏罚的明君”的台阶下来。因为顺着那个台阶下来，他反倒是做了一个被人忽悠的傻子。晋王抬出法典，意在说法典便用来治“此时之罪”，便如同甲胄用来防“它时之敌”一样，不因为时效而度有无。

　

端木长这时说出来的话，便有些讨价还价的意思了。他说：那是你不会用，要不然让我来试试，如果我不拿甲胄就搞定敌人，那你也能不拿法典来治公输同的罪吗？——哈哈，话的意思是这样子，但端木长说话却是客气得多了。他说“惟在用法而已”，便先设了一个台阶，就象是说，法典是人制的，也是人用的，用得不同便效用不同。

这个台阶看起来好象没有开始那个台阶漂亮。但这也是一个台阶，它的第一重要之处在于，这时正好需要这个台阶：晋王急需解决广野的战争问题。第二重要之处，则在于这个台阶出现的位置，是在一个论辩的后面。就如同说我们在讨论问题，你总要给我证明自己的论点的机会吧。这便成了晋王给端木长的一个机会。原本是端木长跟晋王讨价还价的事，换了一个场景，便可以看着晋王有胸襟气度，让端木长来证实他的观点。

所以事实上这个台阶比刚才那个台阶更高明。第一个台阶是给傻子的，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聪明人的；第一个台阶是给那个见眼前之利的，第二个台阶则是给谋治国之术的。

　

晋王是聪明人，杀个公输同有什么用呢？解决晋南的问题才是关键。公输同有可杀之罪，也有不杀之理，何况端木长不但给了“不杀之理”，还给了“不杀之利”。

于是，“王诺”。

　

　

3. 端木长出山第三策：借势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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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刚才说的“授人台阶”，是造势之策，用在二者取利的场景里。但接下来端木长的问题是他还是一介草民，人轻言微，做事时必有所碍。而且，他要做的事是不以兵戎而弥战端，这个事用鼻子想也能想出来：是游说。但人家一国之君，三军之帅，岂能随便由你游说去了？

这话其实也不全对，因为那时也有一介草民跑去自荐，而后被委以重任的。但这取决于你要做的是什么事，端木长在这里要做的事（具体的事下一小节再讲），就需要一个合适的政治身份。

　

端木长这次不再象前面准备黄金、甲胄那样秘密行事（无人知其事），他直接向晋王陈述说：“你在曲沃定都，是要镇守西边，而广野却象犄角一样远在东边。但你去东边讨伐广野，西边的虞、魏这些国家又来骚扰你，这是你不能取胜的根源。”这一番话一针见血，很见军事根基，我们前面花了一大堆文字来讲军事地理，其中一半便是为了说清楚这句话。简单的说，就是“左顾右盼”，所以打不胜。端木长这番推论的目的，是要推出一个结果：打不胜就先不要打。只有这个条件先成立了，他后面的“游说”才行得通。

晋王果然认可。接下来端木长的计谋，便是说在邘国的更东边有雍国，“与其交好，以共谋邘”，那么晋国就安全了。这里的关键，并不在于这个计策本身有多好，因为其实没有谁能一下子就听晋国的话，一起去打邘国，所以“游说得成不成”还很不好说。但“游说”则是必然的。

游说之势一旦形成，端木长可以顺理成章地拿到一个身份：使臣。在这一策上，端木长所谋的，未必是某个计谋得到晋王的许可，而是形成游说的形势，并合理的出使雍国。因为使臣是国与国交往的代表，使臣出面是代国而言事，这是至关重要的。

　

端木长借势谋子，所谋的不过是“使臣”的这个身份。那么这个身份又有什么用呢？

　

　

4. 端木长出山第四策：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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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端木长已经得到晋王的信任，他必然要找出个法子，来解决晋南的问题，否则是说破天也没用的。他面对的局面，是各各争利的战争；他能用的办法，不过是游说而已。

端木长游说雍国，看起来有点象政治上的“远交近攻”（也是三十六计之一），但事实上略有区别。因为端木长的主要目的，在于“衡势”。他并不打算交好于晋南，也不打算征讨晋南，他的目标只是使晋南的力量相对平衡，互相牵制或者消解，不来攻打晋国就好了。

　

端木长使雍去了，他代表是晋王的意思，他向雍王进言说：“跟我们一跟打邘国去吧，邘国好呀，有粮食有土地。”但雍王会答应吗？

其实雍王答应与不答应并没有关系，因为端木长真正要做的是“令京城宜往邘”。京城宜去邘国看来就没有用什么身份，因为这里说的是“往邘”而不是“使邘”。京城宜跑去跟邘王说：我从东边来啊，我看见雍国的人都热情高涨，等着你们跟晋国打仗，你们打疲了，雍国就好乘机来攻打邘国了。

注意这里京城宜没有什么身份，因此他就是一介草民。他不过是从东边（的雍国）路过，看到了这么一些现象，为邘国感到担忧，跑来通风报信来了——这看起来很合情合理。如果京城宜从晋国来，那么邘王就不免猜疑了。当然，即使如此，邘王也不会就信了这个草民的话。因此还是要打探的。果然，“未几，刺得晋人果欲助雍伐邘”。这里的“刺”，就是刺探。

所以，端木长出使雍国，要的并不是雍王答应攻打邘国；京城宜去报信，也不要让邘王真的相信。但是当邘王真的打探到一个晋的使臣已经在跟雍王谈联盟的事时，京城宜的假消息也就有了真的成份，而一旦邘王认为雍国要助晋国了，那么雍国也就非攻打邘国不可了。

　

端木长无中生有，促成了邘雍之隙。从此雍邘互制，瓦解了广野之盟的中坚力量。但是，原、苏等国还在一侧，他们还需要一个撤兵的理由。况且他们不撤兵，安知邘国会不会利用联盟的优势，先灭了雍，再举伐晋？

　

　

5. 端木长出山第五策：狐假虎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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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长接下来要解决原、苏这些小国。他所倚仗的，却首先是地理条件。

我们前面讲地理的时候，已经把原、苏、单等国标在上面了。大家会发现这几个小国家都不远，事实上他们也都不大。但在它们更往南的地方，有一个重要地方，就是洛阳——图上只标了“孟津”，洛阳在其，相距仅13公里，比孟县到沁阳的距离还短2/3。

洛阳是当时周朝的东都，是用来安定东方地区的王城。原、苏、单这些小国其实都是东都王城的“畿内封国”，也就是王城所属领地内的封地。当王城有危险时，他们是要保护王城安定的。因此原、单这些地方，其实都封给了与周王朝为亲近的家族或王室——苏国却并不是王室内亲，而是降国，在原地上向天子称臣的。

这其中最至近的，就是这个单国。单国的封王是姬姓，也就是周朝天子的亲族，在数百年间、二十余世为官。在许多事务上，周天子也要听单公的劝谏。因此，单公之重任，便在于安定像苏国这些小国，以及镇守东都。所以“愚公移山记”中才说“（单）公辅天子以定王畿”，说他是安定王城的，这与史实相符。

　

显然，以单公的职责来讲，他是不希望王城周围打仗。因为打来打去，总会有一家坐大，有一家坐大就会危及王城。王城周边，最好就是些小国家，随时可奉天子令调遗。如果换成了象晋这样的大国，那么随时就有兵发王城，挟天子令诸候这样的事发生。

所以端木长出使单国，就说了一句“若晋兵决意向南，则必贻天子忧”。单公立即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晋国不想往南方打仗，打胜了天子要怀疑；打败了自己又吃亏。所以端木长就说：广野的战局已经危害了晋国的利益了，我们如果真要打，到时候单公也没法子交待的。

单公既是重臣，既是留在这里守家园故土的，那么自然能得了天子之助。周天子令出，原、苏这些小国便也不敢在王城里征战不休了。

　

单之小国，兵不足以征，将不足以守。端木长出使单国，用的是王城安危的名义，要的是单公与周天子的关系。单公假天子之威，所以原、苏从此不敢再盟，也不敢再伐。广野的局势，就再无忧扰了。

　

　

6. 端木长出山第六策：以饵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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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广野安定下来。晋王大喜，便要赐端木长的官了。按理说，端木长解了广野之危，愚公的事情也就算有了着落，不必要费心了。

但端木长却说：“虞国和魏国的危险还在旁边，所以说现在不过是苟安一时罢了。”这里面还有一层问题：如果虞、魏主动来打晋国，又怎么能保证原、苏这些国家不借机在广野分一杯羹呢？今日有天子之威撑着，哪天局势乱了，晋南既不还是麻烦？所以端木长看得还是长远：晋南要安定，不能偏安一侧，而要解了“左顾右盼”的劣势才成。

　

当晋王再次求计时，端木长说了一句经典的话：“邘王性疑，予故制之以诡。而虞王短视，犹待以饵啖之。”这其实就象今天的心理分析一样，端木长一言道出了前面“无中生有”计诈邘王的本实：如果邘王不疑，那么那个计策就不会有什么效果。同时，他也道出了虞王的弱点：短视。他的策略是“对短视者，就用眼前之利来蒙蔽他”。

接下来端木长“潜使”京城宜去虞国。潜使的意思，就是暗中派京城宜去。这样一来，京城宜有受命，却没有身份。没身份有没身份的好处：京城宜反而变成了虞国请出的说客，要来游说晋王了。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京城宜先给虞王说：打晋国，对虞国来说是无利可图的。因为大家都要抢的地方，就难于长久占领。要想长久占领，就得有足够充沛的兵力。然而“虞无一师之兵”，也就是连几千人的军队都没有，可见虞国之弱小。这一点点兵力，打胜了的时候，守不住；打败了的时候，又抵挡不住晋的反攻。因此，战争对虞国来说，是不利的。

这里京城宜就利用到了虞王的短视。简单的说：虞国现在兵少将寡，但如果在战争中争取利益，扩大地盘，那还是有机会由小渐大的。虞王短视，也就没有这种开疆拓土的雄心，所以不这样想，也是自然。

接下来，京城宜又说：“你现在帮魏国打晋国，其实是拿钱去资助敌人，让他来打自己。”接来下，京城宜又解释到：“晋国在虞的北面，于南而言，虞就象晋的脚一样重要；虞国在魏的北面，于北而言，虞就象魏的咽喉一样危险。”这个解释利用了中国地理条件中的“北高南低”的特点，因此当国家处于北面的位置时，是宜于南下攻伐的。所以呢，当晋国要攻打魏国时，虞就是要塞；当魏国要打晋国时，虞就是险关。

那么形势自然就明朗了：晋国必然要保护虞，而魏国必然要除去虞。既然如此，虞国现在的所为，不就是帮着外敌打自家人吗？

这下虞王就慌乱了。于是，他听从了京城宜的计策：跟晋合好，以魏为敌。

　

这里的虞王还是短视。因为一旦魏为敌，那么虞岂不成了晋的先锋？如此，虞常有战损，何来发展？没有发展，何来南图。况且一旦晋得以休憩，刀兵南向之时，虞岂不又成了危及晋国都城的咽喉？几百年之后，虞王受了晋王的厚贿，让晋王借道去讨伐南方的虢国，然而在回来的时候，却被晋王顺道灭了国。这就是短视者的悲哀之处了。

这个故事，我也写到了这篇文章里。“借道伐虢”的典故，变成了端木长料事如神的佐证。然而真是端木长料事如神吗？端木长就说了一句话：虞王短视，犹待以饵啖之。

看得到眼前的饵，看不到饵后的钩，短视者之所见，方寸之广，毫厘之远。然而兵无常势，“势”的变化，短视者何能得知。故而虞王看不到变化带来的后果，一厢情愿地认为跟晋修好，晋便会庇护于他。在我这篇故事里，只过变成了帮助晋国戍边守南的一个庸国；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虞王被灭了国，变成了晋王的奴隶。

　

　

7. 上者用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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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愚公移山记”这篇古文时，我就知道端木长是整篇故事中最精彩的人物。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以及怎么能把他写得精彩。我只是自顾自地去写。

写完这篇古文时，我发现我为他花去了1/2的笔墨，而且他的出现，使得一篇原本讨论工程的文字，在这里变成了军事与谋略。而我，却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不清楚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变化。

　

这篇古文定稿有半年了，我自己还在一再读它。京城氏所写的《观势》之十势，被我的一个同事经常念在嘴边。而我却一直在想，京城氏最后的一本书，却是《趋避》。势的用法，势的创生，却都是“趋避”二字可概含的么？

端木长站在一个运筹谋划的高度，他的眼界里并不是几车黄金的得失，也不是游说某国的成败，他看到的是局势随着他的运作而发生的变化。端木长时而进，时而退，显时国公将相也听从遣度，隐时行于各国而无人知其事。

我所见的端木方公，或借势，或造势，或顺势而为，皆是在势中取利。未见十势的形态，也未见趋势的法式，但端木方公总是游刃有余，尽在算中。

　

用势者，知势而用，知用而势。

　

（这一节，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却是一个字也写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