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工业化道路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个概念是在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它是特指中国特色的工业化道路，并不是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工业化是由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的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存在着一般的规律性；但在不同体制下，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可以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

 

 

我们处于信息化时代，面对经济全球化潮流，国内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当代国内外的这些条件，既决定了中国必须完成发达国家一、二百年前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历史任务，也决定了中国工业化必将是一条与传统工业化全然不同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当代国内外条件给中国提供了“和平崛起”的历史机遇，十六大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基于对这历史机遇的深刻认识，给我们展示出一条在今后20－30年内把这一历史机遇付之实践的发展道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的双重转轨时期。前一转轨，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后一转轨乃经济结构的转变。历史表明，要把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为现代经济结构，就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即大大提高二产（主要是工业）和三产（主要是服务业）在社会生产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大降低一产（主要是农业）所占比重；特别是要改变就业结构，要大大降低一产所占比重，通过工业化和与此相联系的城市化进程，把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产、三产中去，变成城市和乡镇的居民。世界历史表明，这是一个农业国家需要经过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历史性任务。

 

我国为工业化已奋斗了近半个世纪，虽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我国仍处在从二元经济向现代化经济转变过程中。统计表明，在1961－2001年40年间，我国一产（主要是农业）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加值总额中的比重从36.16％降到15.23％，二产（主要是工业）的比重却从31.88％增到51.15％；一产从业者在就业结构中的比重从77.17％降到50.00％，而二产从业者的比重却从11.16％增到22.3％。这虽表明了工业化的进步，但按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ＵＮＩＤＯ）和世界银行的研究，二产在社会商品生产增值总额中的比重在40－60％者为半工业化国家，我国目前应属于半工业化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向我们表明一个严峻的现实，即占全国劳动力总额一半的农民，仅创造15.23％的商品性财富，却要供养着占全国人口63.9％的农村人口。这就是我国“三农”问题的症结所在。出路何在？主要应从工业化和与之相联系的城市化中找出路，就是靠发展制造、基础产业、服务业以及其他非农产业，把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农村中转移出来（诚然农业自身的技术改造及发展也必不可少）。

 

我国共有劳动力达7.4亿人，约有3.7亿在农村，近二十年来外出农民工约9000多万。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估计，2000年约有1.42亿农村剩余劳动力，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2.45％。另据分析，在未来20年里，我国如保持年均7－7.5％的经济增长速度，届时一产（主要是农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比重将从50％降到30－32％，即下降18－20个百分点，将会有1.4－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去，被制造业、基础产业、服务及其他非农产业所吸收。同时，若以年均7－7.5％的经济增长率计，以制造业为主的二产增加值在商品生产总额中的比重可望年均增长0.70－0.75个百分点，这样，二产在GDP中的比重可从目前的51％增到2020年的64％左右，达到国际公认的工业国所要求的指标。这是工业化所要实现的一项重要历史性任务。

　　所以，我国二重经济结构的现实，决定了推行工业化乃是我国通往现代化必经之路。我们无法超越工业化历史阶段。然而，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国际环境，又使我国这个迟到的工业化道路具有与传统工业化有所不同的新特征，即具有巨大的后发优势，可使我们得以更快的速度、更短的时间、更高的质量完成工业化历史使命。

 

 

 

工业化进程

　经过50多年的发展过程，我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从人均GDP、工业产出在GDP的比重、就业结构、工业结构等综合判断，我国的工业化仍然没有完成。

1、人均GDP或GNP的水平

　　我国的人均GDP，按汇率换算2001年为911美元；人均GNP，按世界银行图标集方法计算1999年为780美元；这两个数字按1970年时美元换算，都还没有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但如按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标准，据世界银行计算，1999年我国的人均GNP为3291美元；而我们计算结果是，2001年我国的人均GDP为3772美元；这人均收入水平如换算为1970年美元，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综合进行国际比较，并与日本、韩国、泰国、巴西等国家的历史数据相比较，我国人均GDP或GNP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阶段，大概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与中期第一阶段之间，是相对较低的。

2、工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

　　工业化进程的直接表现是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这是衡量工业化阶段的一个主要指标。有人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超过了70％，就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判断方法显然过于简单，也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根据钱纳里、赛尔奎因等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的演变有一定的规律性。在三次产业的产出构成中，工业化的演进使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并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一般来说，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超过第一产业时，工业化进入了中期阶段（第一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下降到低于20％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而在GDP中占最大比重，这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的第二阶段；当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0％左右时，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业化到了后期阶段或基本实现的阶段。他们的研究还证明，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一般模式为18％，大国模式为19％。随着工业化阶段的演进，与人均GDP从280美元到2100美元（1970年美元）的变化相联系，制造业产出在GDP中的比重上升到36％。也就是说，当以人均收入水平衡量的工业化到了中期第二阶段的时候，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基本上达到了最高水平，这个水平也被称为制造业比重上升的自然限制。　

　　我国由于结构偏差的存在，第二产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占最大比重。以当年价格计算，2001年第一产业的比重为15.2％，第二产业为51.1％，第三产业为33.6％。我国第二产业的比重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完成阶段的相应水平。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出比重在1995年下降到20％以下，标志着工业化进入了中期的第二阶段。也就是说，我国三次产业的产出结构所反映的工业化水平，已经达到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2001年工业在GDP中的比重为44.4％，其中制造业的比重为37％左右，高于一般模式中工业化中期第二阶段的制造业比重。

3、就业结构

　　综合钱纳里、赛尔奎因、艾尔金顿和西姆斯等人的实证研究，就多数国家的一般变动模式来说，当人均GNP为28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初期阶段，这时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8.7％、16.6％和24.7％；当人均GNP为560美元时，工业化进入中期第一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43.6％、23.4％和33.0％；当人均GNP达到14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中期第二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8.6％、30.7％和40.7％；当人均GNP上升到28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基本实现阶段，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23.7％、33.2％和43.1％；当人均GNP上升到4200美元时，工业化处于全面实现阶段，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下降到8.3％，第二、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到40.1％和51.6％。在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阶段，第二产业就业比重的上升，主要是由工业就业拉动的。　

　　2001年，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50％、22.3％和27.7％，尚未达到中期的第一阶段，其原因主要在于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偏低，这与我国人均GDP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阶段是相同的。实际上，我国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在1997年已经下降到50％以下，但近年又有所回升，这说明我国由就业结构水平反映的工业化阶段，一定程度上还不够稳定和准确。

 

4、工业结构

　　根据有关工业化理论和经验，工业内部结构的变动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六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重工业化阶段，包括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和以加工装配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二个阶段是高加工度化阶段，包括一般（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和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技术集约化阶段，也包括一般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和高新技术密集型工业为重心两个时期。

　　我国已基本完成了以原材料工业为重心的重工业化阶段，但在向以加工装配工业为主的高加工度化阶段转变中，消费品工业过度扩张，而重加工工业尤其是装备工业没有得到应有的加强和发展，一直停留于一般（劳动密集型为主）加工工业为重心的时期，不能持续升级向技术集约化阶段转变。这种工业结构水平所反映的工业化进程，只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如果以人均GDP指标和就业结构指标为主要依据，以工业产出比重和工业结构水平两个指标为辅助依据，来判断我国工业化的进程，那么，我国目前大概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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