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墓小说和西高穴：真真假假曹操墓

　　盗墓小说的风头过去了，最出名的就是《鬼吹灯》和《盗墓笔记》。《鬼吹灯》的文笔就真是麻麻地，情节还可以，所以这类缺乏写作功底的小说最好还是用听古仔的形式。讲古可以掩盖了小说中的文字组词的优雅缺乏，听和看要求本就不同，大概为什么分文言和白话。

　　说起盗墓，沉寂了一段时间的“曹操墓”又有新消息（http://news.163.com/10/0611/21/68U89BI10001124J.html ）：

据考古队员透露，河南安阳曹操高陵1号陪葬墓已挖掘出一把细长铁剑，虽铁锈斑斑，但整体上保存完整。2号曹操墓价值最大的是一颗从泥土里发掘的翡翠珠，为 曹操下葬时口中所含，有专家估价上千万元。

　　看了这则新闻，原本是“曹操墓”，现在要再加多一个引号““曹操墓””。如果新闻属实，感觉“曹操墓”就越不属实。我们虽然才疏学浅，但是有几个常识还是知道的。

　　出产翡翠（不是泛指绿色的玉，而是真正的翡翠宝玉）只有缅甸。西元200年，中原怎样去缅甸拿玉。5百年后的唐朝，岭南还作为流放犯人的地方，更何况缅甸。诸葛亮七擒孟获不过去了趟云南，已经鸡毛鸭血，怎么缅甸玉。翡翠估计在明清，因为要东南亚的的木材，贸易多了，玉的贸易才发展。所以翡翠一词，匪夷所思。如果是其他的玉，绿色的玉都可能，唯独不可能是翡翠。

　　第二个问题是“珠”，如果是“猪”，还合理一些，偏偏又照片，真是珠圆玉润。前年去陕西的省博参观（大开眼界，泡了整日），看出土文物，古人有口含玉的习惯，不过都是有形状，常见是蝉，也有猪，猪长条行，好似是握在手中不是放在口中。总之就没圆禄禄的珠形。形状是有意义的。我在网上search了一下：

商朝人含贝，西周常含玉，春秋多含珠玉者。战国以后，盛行死者含蝉形玉，汉代尤甚。故而形成了特有的“蝉文化”，司马迁在《史记\"屈原》中载“蝉，脱于 污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对蝉推崇备至。因为蝉自幼虫从地下钻出以后，经过蜕壳长为成虫而飞向天空，“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象征了一 种奋发进取不扶而直的高尚品格，同时也是表达生者希望死者的灵魂如蝉蜕而升天的美好祝愿；再者，蝉身小巧玲珑，美玉制成蝉形便于含放口中，且极具审美艺术价值。

　　作为汉统的三国，有什么可能是“珠”，无法理解。“珠”一般是用来串起来佩戴，但是依稀记得以前马未都的百家讲坛，......，记不清楚了，在陕博，没见过如此滚圆的珠。记得以前参观明十三陵，明代的工艺是非常好的，好像也没如此滚圆的珠。这种工艺，只通过手工制作是很难想象，况且三国战乱，工艺水平比汉只退不进。墓是真的，“曹操”未必，“翡翠”是不可能的，“珠”很现代。下面是出土的具有工业社会水平的珠图，都反光了。

2010年8月23日

　　 今日在网上闲逛，发现新的证伪论证，摘录如下（http://news.sina.com.cn/c/sd/2010-08-23/053420953183.shtml）：

文字之疑：出土石碑出现“现代文字”

发言人：李路平，金石研究专家，江苏省书画鉴定委员会主任

　　先有必要说一下《鲁潜墓志》。鲁潜，是后赵时期的一位正三品官员，他的墓志1998年4月出土于河南安阳。鲁潜和曹操原本是八竿子打不着，但因为这个墓志明确详细指出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因而成为验证真伪的源头环节。

　　李路平说，通过对《鲁潜墓志》的研究发现，《鲁潜墓志》中有一个“年”字，写法和现在的写法几乎一致，不符合当时的隶书书写规范。其中的“岁” 字也让李路平觉得可疑，他说，北朝时期的人写“岁”字，上半部分应该写成“止”，而不是“山”。《鲁潜墓志》的“岁”字上半部分恰恰是“山”，同样不符合当时正确的写法。

　　与《鲁潜墓志》同样受质疑的还有那三块出土于曹操墓的“文物”，“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还有个是“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前两件“文物”上的“武”字与《鲁潜墓志》上第二个“武”字写法一样，错把“止”部写为“山”。“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石牌中“武”与《鲁潜墓志》中第一个“武”字同样“止”下横出头太长，错写为“之”部，差一百多年间“武”字错写、刻画的工匠如出一辙，这三件“文物”与《鲁潜墓志》为同一人操刀。

　　“另外，从《鲁潜墓志》和曹操墓出土石牌的公布拓片来看，上面毫无石炭岩在地下侵蚀千年的石花。”李路平说，“这样拙劣的造假手法，其造假时间，长不过三年，短则只要三天”。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河南省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解释说，鲁潜墓志是标准的隶书八分体，从1998年至今，还没有人质疑过真假。而“武”字山字底的出处，在陆明君的《魏晋南北朝碑别字研究》中就有。

称呼之惑：当时不会被称为“魏武王”

发言人：林奎成，历史学者，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

　　历史学者、河南开封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林奎成考证了古人名号由来，认为在整个曹魏王朝时期(即公元220-265年)，曹操不可能被称为“魏武王”，有着这样称谓的石牌更不应该出现在曹操墓中。

　　林奎成说，曹操生前受汉封，先封“魏公”，继封“魏王”。“公”和“王”都是爵号。但曹操死后，“魏王”就不再是曹操，而是曹丕了，因为曹丕世袭了曹操的爵位。曹操死后，谥号“武王”，对他的称呼只能是“武王”，绝不可能是“魏武王”。道理很简单，“魏王”是生前爵号、是显名，“武王”是死后谥号、是冥名，二者混用，便是违制。古代礼制要求严格，阳名和阴名肯定不可以同时用。

　　另外，在曹操死后的曹魏王朝时期，对曹操本人的称呼，只可能有三种，即太祖(后曹丕追谥的庙号)、武皇帝、太祖武皇帝，不可能称之“魏武王”。“依此反推，现在曹操墓中出现‘魏武王常所用’系列石牌，只能是造假。”林奎成如是说。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通过邮件，潘伟斌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魏武王”一说，潘伟斌说，曹操生前确实没有称“魏武王”，如果那时候称曹操为“魏武王”，那就不是曹操本人。曹操二月份葬高陵，曹丕在八个月后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人们提起曹操一般都称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

　　称曹操为“魏武王”，这个词早在曹操去世不久的南朝时期沈约编著的《宋书》上有记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邺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 《通典》上也有多处提到过魏武王。上面记载着：“魏武王以礼送终之制，袭称之数，繁而无益，俗又过之。”

... ...

　“要是你仔细辨认，会发现，魏武王三字很潦草。为啥？古代王陵都是生前就开始打造，所以都是精雕细刻的。曹操死后，曹丕称帝，这中间有8个月空白。而人死后，要入土为安，怎么称呼曹操呢？仓促之间，刻了石碑。”刘庆柱说，仔细看，魏武王三字都比较潦草，这说明是当时急急忙忙雕刻的，而不是生前就开始打造的。

　　至于为啥是魏武王，河南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说，魏是曹操的封号，武是曹操的谥号，王是爵号。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很正常。

恺评：好似有点偷换概念，一方认为墓葬中不会出现“ 魏武王”三字，因为于礼不合，另一方认为，曾在文献上出现“ 魏武王”三字，但是没有回答是否应当出现在墓葬中，是否有其他类似的例子。古人很重视墓葬，薄葬不等于马虎葬，不要混淆这两个概念。曹丕还是要对他老爹表示尊重的，刻几个字也不需要个把月，还是会认真的刻。

画像石之争：画像石明显是用电锯锉的

发言人：黄震云，中国政法大学中文系博导、魏晋文学研究专家

　　一直研究魏晋文学的黄震云教授，从安阳曹操墓中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方面对曹操墓的真伪进行了考证。黄震云教授说，他早在2008年就在动车上看见了河南安阳为曹操墓做了一篇题为“这儿就是曹操墓”的广告，可那时曹操墓并未进行正式发掘，墓主身份也还未进行确认，他们怎么就确定这个墓是曹操墓？

　　黄震云教授说，从曹操墓一些已公布的画像石图片中看出，该画面是仿照山东嘉祥的汉代画像石，具体内容连山东考古界也没有搞清楚是什么。而作伪者找到了最能表现作战场面的图像，认为这和曹操身份符合。恰恰闹了笑话。

　　其次，从画像石的风格来说，曹操墓出土的画像石风格如北魏常见的线刻。作伪者虽然了解汉代画像石的刻法，但是刻工水平低下，仿照了北魏的线刻法，帽子模仿汉代委冠。

　　“大家从图片上可以看出来，整个图像用现代工具开槽太深，说白了就是用电锯锉的，边框斜打得太过明显，甚至连石头印痕、石头粉末还在的情况下在上面抹上黄土冒充。 ”黄震云指着投影仪上的图片说。

另一方：http://news.sina.com.cn/c/2010-08-23/023020952024.shtml

　　至于画像石的真伪问题，潘伟斌说，曹操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墓门和石椁上的。严格地说，它们不应该称为画像石。这些画像石不仅在盗洞周围出土，而且大量出土于墓室内，前后室内都有，其中在前室内至今还保留有成型大块的画像石。因为画像石是作为封闭南北两个侧室用的，其黏结用料是白石灰，当然，其还保留有石灰的痕迹。而且在墓的大门上部至今还保留有黏结砖缝所用的石灰，其颜色纯白。

　　因为这些画像石被盗墓分子从门上撬下来，掩埋在土中，所以其上面黏有黄色土痕，没有谁专门抹上去造假。

规模之辩：老子与儿子墓怎会同规模

发言人：张国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史博士、《颠覆曹操墓》作者

　　本身也是河南人的张国安承认，当第一时间听到安阳出土了曹操墓时，第一反应是头脑嗡的一声，感觉怪怪的，第二天醒来，就笑了。

　　“因为‘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正方最直接证据，恰恰也是反方最有力证据。先不论‘魏武王’这个称号，单‘常所用’这三个字，无论考古学还是历史学都没有这三个字，它没有先例，这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

　　此后，张国安称自己从墓葬形制变迁看，曹休墓与东汉晚期墓有着明显相似，但安阳的曹操墓平面形制则与西晋洛阳两室墓常见格局相同，以及象征墓主身份地位的墓葬内收台阶，曹操与曹休居然都是7级，老子与儿子墓居然都是同等规模，无法显示身份差异，因此西高穴墓主不可能是曹操。

　　此外，张国安称，史实明确记载卞氏、曹冲都曾移来与曹操合葬，但现在的考古成果不能证明。“不是大规模的陪陵群，又没有找到卞氏皇后印章，以及女性尸骨年龄又不符合，难道要推翻《三国志》的诸多历史记载吗？ ”

犀利言辞：“刘庆柱若没说谎，我自我了断”

　　胡觉照 西安市委党校历史系教授，历史学者，《异说三国》作者

　　在河南安阳“曹操墓”的认定中，刘庆柱的作用无人能匹。这不仅表现在其力挺的不余遗力，更因其具有中国考古研究所前所长，学部委员的荣誉，一言九鼎。然而仔细思考就不对了，原来刘先生虽然学富五车，在“曹操墓”的认定中却缺乏应有的诚实。

　　对于倪方六先生提出：“曹操墓”没有墓志铭是最大硬伤。刘庆柱提出：(一)，曹操时代尚不流行墓志铭；(二)，墓志铭最早出现于南北朝；(三)，业外人说外行话。循着刘庆柱先生的思路，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原来并不是刘先生所说。

　　墓志铭有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次序依次为：坟墓，坟墓+墓志，坟墓+墓志+铭颂。再到后来，墓志铭从坟墓剥离，成为独立的完备形态。东汉时期，贵族、豪门死者墓志已经十分普遍。而墓志铭不过是墓志的完备形态。刘庆柱先生利用墓志与墓志铭之间微小区别，将墓志一节隐藏起来，在墓志铭出现时间上大做文章，以占据口舌之争的不败之地。

　　我愿和刘先生一块去测谎，我要是说谎了，人说老而不死是为贼，我自我了断；如果刘庆柱说谎了，也不要刘先生了断，就请刘先生以后不要胡说八道，把尾巴夹起来做人！

恺评：标题的这种话已经脱离了学术讨论的问题，而针对人品，太意气用事，太平洋可没加盖哦...

有曹操墓造假的铁证

　　倪方六 中国盗墓史研究学者、记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三国大墓》作者

　　当有记者提问“有一位河北专家据说手里有能证明安阳曹操墓是造假的铁证，他为何没来？”

　　倪方六表示，这位专家是河北的闫沛东，可以肯定地说他手里有安阳曹操墓造假的铁证；他本来(来苏州)火车票都买好了，可临时退票了。他和另外的一个机构正紧密合作，在酝酿怎样更好地揭穿(安阳曹操墓)这个骗局。

　　当然，他自己本人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所以这次没来论坛也是有这方面的原因。虽然他本人没来，但是他的论文是来了的。而且他手里确实是有这个(证明曹操墓造假)的证据。

　　无论如何，学术的研究是允许质疑以及反复推敲，整个事件，无论真真假假，认定是非常之仓促，整个过程，真正看清楚的是学术的浮夸。可能真，可能假，但是有很多疑点的前提下，以公权力武断是不合适的。想起小时候的一个段子：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如果这种风气在学术届泛滥，是悲哀。

　　前段时间看了BBC的一个片子，讲所罗门神殿石碑的真假。开始以色列的研究部门认为是真的，但是后来动用多种高科技论证发现是假的，这也可以用在那几块关键的石头上，大概是分析石碑上附着的石灰岩（不记得具体如何讲），尤其对刻字和非刻字部分，可能分析刻字是否是两千年前的刻字。分析还包括石碑的正面、反面。所罗门石碑作假很厉害，正面的刻字和非刻字初步检查都没有问题，但是反面没有精心造假，出了漏洞，虽然时候是用以色列的古老时候石头，但十字军东征的古老石头并非原产于以色列，在上面有以前海洋生物的痕迹。我想对附着的石灰进行分析，至少可以清楚是否两千年前的刻字，也即这是现代产品，还是真的是来自古墓的物品，然后才能讨论是否曹操。

2010年9月22日

　　来自http://news.sina.com.cn/c/2010-09-22/005618146703s.shtml，这是非常重要的疑惑，几乎无法辩白。而我认同刘心长的看法，学术要严谨，不能浮夸，允许质疑。整个过程，与现在的风气一致，现有结论，后有证据，后面是利益的支撑。悲乎！

曹操墓刻有黄豆竹簪字样石牌被指造假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22日05:03 中国经济网

　　关于“曹操墓”真伪的争论，风波再起。9月20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史博士、《颠覆曹操墓》作者张国安先生在给记者打来电话时称，他在研 究安阳方面公布的西高穴大墓出土石牌证据时，无意中发现，有块石牌上刻着“黄豆二升”的字样，还有块石牌上刻着“竹簪五千枚”。“黄豆这一称呼，是在唐朝 以后才出现的，汉魏时期只用大豆一语。”张国安先生不无幽默地说，先是千年后的翡翠跑到“曹操”的嘴里，现在又是唐朝的黄豆玩时空穿越，埋进了曹操墓。还 有那个“竹簪五千枚”，难道曹操生前是篾匠，墓里怎么出现这么多的竹簪？

　　为何出现唐代“黄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魏晋史博士、《颠覆曹操墓》作者张国安说，安阳方面公布的这批石牌有21块，除了“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 石牌上还有“黄豆二升”、“刀尺一□”(那个字看不清楚)、“胡粉二斤”等等。“我曾请教北京大学的一位老教授，他说‘黄豆’一语是后代出现的，汉魏时只 用大豆一语。”张国安说，他这几天反复检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及各种金石墓志和简帛牍策资料，并查看中国农业史的相关著作，发现结果确实如那位老 教授所言。“黄豆”一词最先在唐代《开元占经》、《酉阳杂俎》等书中出老教授所言。“黄豆”一词最先在唐代《开元占经》、《酉阳杂俎》等书中出现，之前用 的全都是菽、大豆之语，无论经史子集、简帛金石，还是专业农学著作如汉《汜胜之书》、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都是如此。“之前有人以石牌上出现不少未见 之语，并提出质疑，后来都被‘考古专家’轻易以考古发现往往有新东西来搪塞掉了。”张国安说，先是千年后的翡翠跑到“曹操”的嘴里，现在又是唐朝的“黄 豆”玩时空穿越，埋进了曹操墓。难道还会有“考古学家”出来改写中国农业史吗？

　　为何巨量竹簪无遗踪？

　　在这些石牌里，还有一个让张国安比较纳闷，就是刻写“竹簪五千枚”的。“以曹操家世背景，无论在阳间还是冥界使用竹簪，都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情。我查了一下古代文献，在汉族社会中，上层人士使用竹簪的现象也是出现在唐代，比如说，张九龄在《曲江集》里，就有一首诗《答陈拾遗赠竹簪》，清代大儒 徐乾学《读礼通考》中说，在唐开元时期，三品以上官员丧葬时会有‘竹簪’陪葬。”张国安说，假设曹操墓说法成立的话，如此巨量的竹制物品不可能不留下痕 迹，但在这次考古中，对这种现象却没有提及，难道这么多的竹簪都被盗墓分子偷走了，连一点遗迹也没留下吗？

恺评：关于黄豆，网上有解释：东汉末熹平 二年张叔敬墓朱书瓦盆文云：“上党人参九枚，欲持代生人；铅人，持代死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给地下赋”。看来是已有黄豆一说。

河北学者称安阳曹操墓认定论证程序不严谨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9月17日10:52 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

　　近日，河北曹操墓研究专家刘心长表示，对于安阳“曹操墓”出土的石牌等文物的发现、发掘过程以及认定过程存有诸多疑点，并认为这些重大疑点必需加以考察讨论。

　　■石牌是怎么发现的？

　　鉴定石牌真伪的最重要的一个考古环节，是看石牌发掘出土时在墓中的土层土质和埋藏放置的情况。据南方某媒体报道，可证实“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 戟”石牌是在2009年11月中旬下大雪的一天下午快下班时在墓室泥土中发现的。对于石牌发现出土这一关键环节，公众质疑强烈。比如有学者提出，最初的新 闻发布会上，称刻有“魏武王”的石牌石枕是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过了两天又有一个叫尚金山的出来说，刻有“魏武王”的石牌是他亲手从墓中出土的，现在又 解释说，出土石牌是59块，8块带字的等等。

　　刘心长说，这些石牌是一窝出土的，还是到处捡来的？别人问什么，你拿出什么，总觉得有遮掩的嫌疑。如果在出土文物以前，文物贩子手中已有这种文 物，而且墓又被多次盗挖过，这种情况就复杂了，要搞清楚，发掘以前出现的石牌是怎么回事？从文物贩子手中收回的或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石牌是真是假？发掘 前出现的石牌与发掘出土的石牌是什么关系？若不搞清，认定为曹操墓便无公信力。

　　■石牌是怎么发掘的？

　　根据媒体报道和有关信息，西高穴大墓还没有进行发掘，似乎就为墓主定了调，即曹操墓。文物考古专业上有这样的知识吗？是什么硬证使考古发掘人员“底气十足”地认定这个大墓是曹操墓呢？这中间究竟有什么故事？

　　大墓发掘前从盗墓分子手中缴获的“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刀”哪里去了？2006年大墓中盗掘出的几件刻有“武帝家用”的石牌哪里去了？2009年4月，又从文物贩子处传出“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必然的联系？怎么相互配合得如此默契呢？

　　■怎么认定的曹操墓？

　　刘心长认为，公众对安阳“曹操墓”认定过程提出质疑，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论证程序不严谨。比如有学者提出，“河南有关方面说国家文物局组织过两次论证会，论证会都是由哪些人参加的，公布出个详细名单来，让大家 知道是怎么论证的。这么大的文化事件，没有严谨的程序，是不能保证结果的公正性的。所有的资料应该一次公布完，经得起大家问。我觉得过于草率了。”时至今 日，公众并没有看到论证程序的详情。

　　第二，论证态度不严肃。有河南媒体报道称考古专家考证安阳大墓：“2010年1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一行12人，包括考古研究 所长王巍、副所长白云祥和陈星灿等谈笑风生地进入曹操墓，旋而喜气洋洋地步出曹操墓。”这是严肃认真的实地考证，还是在谈笑风生的旅游观光？在质疑声 中，2010年1月13日，安阳大墓被“破格”认定为“曹魏高陵”并获考古新发现等荣称。对于有争议的重大考古问题，有的要长达几年，这种快速走马灯式的 论证认定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吗？

　　第三，论证结论不正确。刘心长表示，他对安阳大墓认定结论的质疑，既关注程序，也关注态度，而更为关注的是认定依据。他也对部分考古专家和有关 学者的认定依据进行了检核，发现这些依据都是存有问题的，是不可靠的，因而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对于这种不正确的认定结论和认定依据，广大公众难道能够不加 思考地接受认可吗？对于安阳大墓认定为曹操墓的有关疑点，他将逐一进行考察辨析。

假设不能代替事实

林奎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555b110100l67l.html?tj=1

苏 州会议之后，对曹操有没有“魏武王”称号的问题，原河南省文物考古所所长郝本性先生和安阳市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先生立即作出了回应。这很好，不回避问题，才 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唯一前提。然而，看了两位先生的回应文字后，却让人感到，两位先生都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先看郝先生的说法：

“曹操墓出土刻有魏武王的石牌，但史书中都没有准确出现过关于魏武王的记载，也很正常。古代地位高的人去世，都有谥号，而这个谥号至少是当时经过汉帝同意的。也可能是因为层次比较高，民间知道的不多，没有流传下来，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 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同时，即使下葬再匆忙，刻个魏武王的石牌，也是件很简单的事情。”

短 短一段文字，连用了两个“也可能”，又用了两个“或者”，证据呢？一个也没有！郝先生想必是受过史学基础训练的，应该知道，用证据说话是学术论辩必须遵循 的基本原则。你可以假设，你可以“也可能”或者“或者”，但是必须拿出证据来支撑你的“也可能”和“或者”，没有证据支撑的假设，便脱离了学术的规范，这 样的假设，不消我说，也不需要公众评判，郝先生自己就应该知道它有没有学术价值！我说曹操没有“魏武王”的称号，除了从典章制度的角度作了深入考察外，还 阅读了公元 265 年曹魏灭亡之前之后的所有史籍，在这个基础上，我才推出了这一结论。现在郝先生想推翻这一结论，请问，相应的工作你做了吗？没做而仅靠你的“也可能”和“或者”，能推翻我的结论吗？

事实上，郝先生不仅犯了论说失据的错误，而且也犯了叙事失实的错误。譬如，郝先生说：“ 也可能是因曹操死后20 多天就入了葬，加之当时又是高层权力动荡之时，历史背景比较复杂，时间又太短，没有史书记载，或者有记载已丢失，或者有记载到目前还没有发现，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 个说法，严重违背了事实。《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谥曰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的 死时、死地，葬时、葬地，还有更重要的谥号，都记载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怎么能置这些事实于不顾，非要说“没有史书记载”或“记载已经丢失”、“到目前还 没有发现”呢？《三国志》白纸黑字，莫非郝先生竟没有读过？郝先生是河南省资深文物专家，博学淹通，想来不至于连《三国志》都没寓目，大约是为了比附“魏 武王”三字，故意对“谥曰武王”避而不谈，这样的做法，窃为史家所不取。我劝郝先生先端正一下自己的治学态度，然后在学术规范的框架之内来讨论问题，这样 说出的话来才有公信力。

同样的，“武王”前面加不加“魏”的问题，郝先生也是想当然地认为“ 曹操生前本来就是魏王，死后获得“武王”的谥号，入葬时加上“魏武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 如果郝先生能认真地研究一下中国古代的典章制度，我相信，他肯定要对自己的这个说法“大惊小怪”的！这个问题，我在《“魏武王常所用”石牌是伪造的》文章中已经辨析的很清楚了，还是请郝先生读懂了我的文章以后再说话吧。

相比之下，潘伟斌先生的回应更不靠谱。潘先生说：“ 曹操生前确实没有称‘魏武王’，如果那时候称曹操为“魏武王”，那就不是曹操本人。” 这是典型的答非所问，至今为止，没听到有谁说过曹操生前就被称为魏武王的，争论的焦点在于曹操死后下葬时该怎样称呼。曹操生前的称呼，史有明文，今有共识，拿共识性的东西来为自己辩解，这不显得很可笑吗？然而紧接着，潘先生急转直下，“ 曹操二月份葬高陵，曹丕在八个月后代汉自立，建立曹魏政权，追尊其父亲为武皇帝，此后人们提起曹操一般都称为魏武帝。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 既 然承认曹操被尊为“武皇帝”之后就应当被后人称为“魏武帝”，怎么又突然说“因此，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二者之间有这种 因果关系吗？——此其一。其二，说“魏武王正是他死后至曹丕称帝这短短的八个月中所用的”，又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不过，这个假设和郝先生的假设还不一样， 郝先生还知道使用留有余地的“也可能”、“或者”一类并不肯定的语气，潘先生却大胆地使用了极为肯定的“正是”一词。无奈气壮而理不直，这个假设照样没有 证据的支撑，完全是主观臆断，潘先生要想令人信服，必须把“短短八个月中”曹操曾被称为“魏武王”的证据公示出来。

潘 先 生从《宋书》和《通典》里找了两条称曹操为“魏武王”的证据，这不免笑话了。你不是手里有几块“魏武王常所用”的石牌吗？你不是说这些石牌都是在“曹操 墓”里挖出来的吗？既然如此，我们要讨论的就是曹操墓里有没有可能出现“魏武王”三字？换句话说，就是我刚刚强调过的，曹操死后下葬时该怎样称呼？再换句 话说，是终曹魏一朝，该怎样称呼曹操？明白了吗？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和本质！曹魏灭于265 年， 《宋书》的作者沈约是南朝时的梁朝人，中间隔了二百多年；《通典》的作者杜佑是唐朝人，中间隔了五百多年，两个都不是曹魏时代人，他们称呼曹操，可以不考 虑曹魏时的礼制约束，只要让人知道“魏武王”指的是谁、不产生误解就行了。以后证前，史家大忌，潘先生不该连这点常识都不具备。有个风噪一时的八卦电视剧 叫做“康熙大帝”，里面的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后口口声声自称“我孝庄”如何如何，“孝庄”是谥号，连博尔济吉特氏自己都不知道她死后可以被称为“孝庄”，如 此荒唐不经的自称，可是观众并不追究这个错误，为什么？因为那是八卦电视剧，是娱乐品种，观众只要知道“孝庄”指的是谁就行了，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把它当 做严肃的史实来看待的。潘先生现在也玩儿起了这个，怪不得回应的牛头不对马嘴。

“曹操墓”的问题，破绽百出，难以弥缝，它是人为制造的产物，敢说证据确凿，铁案如山！即以“魏武王常所用”石牌而论，“魏武王”一说，在曹操生前死后的 曹魏一朝里根本就不曾有过。你硬要说有也可以，但必须拿出准确无误的证据来，没有证据支撑的假设不行！“也可能”三字，何以释天下汹汹之疑？“或者”二 字，何以杜天下悠悠之口？

最后说两句题外的话。这次苏州会 议，由于会务上的疏忽，把我的身份误写成了“开封市文联书画委员会主任”，非份之誉，一如嗟来之食，是我不敢承受的。会务主要负责人倪方六先生为此专门向 我作了解释和道歉，我接受了这个解释和道歉，并且我俩同时在各自的博客里对此事作了更正和说明。特予重申，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