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帮的兴衰

你觉得你聪明吗？

你觉得你的成功是因为你勤奋、大胆、辛苦、坚持、有人脉资源，或者是企业管理企业文化做的好？

我们看看历史。

中国一直轻商，农为重。这很自然，谁让中国从一开始就是人多呢？所以，中国直到明朝后期以及清朝，才出现商帮。明朝之前呢，只有商，没有帮，只有一个个的小买卖人。

天下商帮，古代以晋商、徽商为代表。而现代，浙商、闽商、粤商异军突起。

大家对晋商的印象，往往会想到乔家大院、醋老醯儿、老抠、黄土高坡、踏实、木讷、精明、诚信、稳持、白花花的银子和票号。

晋商的出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山西地处黄土高坡、塞外大漠、黄河泛滥、天寒地冻、盐碱不毛、靠天吃饭之区。为了活命，只有走出山西。所以，在山西守着家乡发财的几乎没有。

“哥哥你走西口，妹妹我实在难留”，“想亲亲，想的我泪花花转”。这些都是走西口的歌谣。在家乡女人、娃的望眼欲穿中，山西男人背井离乡。

能做些什么呢？

山西人看到一个需求：内蒙人远在草原、大漠的那头，游牧生活，虽然有着肥嘟嘟的成群牛羊，但却缺少生活必需的日常用品。而内地很便宜的日常用品，到了草原就能赚大钱。把牛羊通过易货的方式赶回来，回到内地还能狠赚一笔。干吗不干呢？一咬牙，干了！

打掉的牙落进了肚，只有自己知道。要知道草原大漠和内地之间并没有道路，中间有黄土高坡、盐碱地、戈壁沙漠、茫茫草原。路远、路险，不仅有狼，还有土匪。所以说，早期做晋商，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活的买卖。草原上、沙漠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可能一阵狂风过后人就被刮飞了。直到现在，大家一说起北方还是漫天的黄土与沙尘暴。夜晚只能走到哪里就露宿到哪里，不敢睡实，靠着骆驼手握砍刀眯一会儿，就是这样一走一趟就是大半年，生死未卜，连个信都不知道，迷路在草原、沙漠里化作白骨的山西人不计其数。但，生存，活着，命，总是迫使着一代又一代的山西人穿着婆娘给做的鞋走上了西口路。

这样的路，驼出去的是货，换回来的是白银，谁不眼红。路途如此遥远，艰险如此之多，自然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所以，晋商从一开始就是具有血缘性，这为商帮的形成打下自然的基础。

血缘性也构成了另外一个商帮基础，那就是诚信。

血缘性也构成了最后一个关键的商帮基础，那就是产业链条。有人专门采购组织货源，有人专门运输货物，有人专门到草原易货，有人专门把易来的货物卖掉，换回真正的白银。就是这样一趟趟的生意，每次生死险阻的共同度过、共同发财，山西商人群体之间形成了默契而又紧密的联盟。如果有外省人也想掺和这门好不容易打通的生意，那是门也没有。都是大哥带兄弟，叔叔带侄子，年纪15、6岁就出来打拼，做跑腿。天长日久，耳濡目染，掌柜的看着伙计机灵、能吃苦，就慢慢交给一些事做，到了三十多岁了，在生意这条路上也跑了十五六年了，就真正成为了骨子里的生意人。

这种产业链条，我们如今回顾，特别能让我们想起今日的浙商，与当年的晋商非常相似。他们也是通过血缘关系、同乡关系、同学关系串在一起。有人负责原材料的生产，有人负责商品制造，有人负责往北方批发，有人在北方建立批发商城，有人还搞了网上批发电子商务商城。他们之间的诚信度很高。日常合同，只需要一个传真过去，甚至一个电话过去，货就能发过来，丝毫不需要麻烦的合同、考察、当面签字、违约金等等。甚至资金上的事，比如谁谁这段时间正好资金周转不开，他们之间就互相拆借，远比银行效率高的多。他们往往一个镇只做一样东西，如毛衣、或扣子、小五金螺丝等等。尤其毛衣服装类，季节款式变化非常多。他们自己没钱雇设计师，他们就联合起来共同凑钱找设计师，还共同凑钱到国外参展。一旦设计图纸下来，或者国外大订单下来，他们就分头生产，快速交货。几乎发生不了大订单来了一家独吞的现象。否则，这家以后做生意就寸步难行了。因为生意是一个链条，从原料到批发到渠道，甚至到资金周转，大家都在一拴在一个线上呢。背信弃义的个体一旦被踢出这个链条，单独生存能力很弱，抗风险能力也很小。这就是商帮的力量。

但是，我们谈起晋商，我们可能想起乔致庸。我们谈起浙商，我们会想起胡雪岩。之所以这些人这些商帮名满天下，如果光是小买卖，根本就形不成如今这么大的影响力。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财富暴涨质变的特点。

首先，他们都和政府朝廷有着很密切的暗关系。

当年张之洞丁忧三年后出山，想到京城活动活动，看看能谋得一个更好的安排。但是苦于没钱，连达官贵人的门儿都进不去。乔致庸看好张之洞的潜力，于是大力资助张之洞。当然，张之洞最后任山西巡抚时报以桃李，将山西官银与税收都放进乔家的票号。你想想，光靠吸收散户的银子哪才乘多少银子？而张之洞后来又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时候，自然也好处大大的。

胡雪岩，大家更是知道他和左中棠的关系。左中棠镇压太平天国，要粮、要洋枪，后来又打捻军，又打新疆，需要各种军需物资，这些商品的采购与运输，都是通过胡雪岩采办的。胡雪岩成立胡庆余堂，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新疆制造军需药品。后来任闽浙总督，官银和税收，自然也归了胡雪岩的票号。

虽然乔家票号倒在了现代银行制度、倒在了清政府的倒台、倒在了外国资本银行的入侵、倒在了拿出全部家当与日本人斗法买煤矿买铁路，虽然胡家票号倒在了与英国人斗法垄断生丝，动用资本之高抽干了胡家所有的库银甚至波动了英国丝绸交易所的行情。但通贯历史，反复咂摸，他们还是倒在了主要靠山的失势。官府需要他们，他们也需要官府，最后他们也倒在了官府的手里。

我们再想想清末的盛宣怀，民国时代的蒋宋孔陈，再想想现在从商的官二代、进入公检法的官二代，混进政协人大代表号称本土企业家的当地一霸，再想想那么多挂靠在国企央企垄断企业这些巨型航母身上的小舢板企业，想想我们周围那么多靠关系拿单子的中小老板，看着网上你争我吵的国进民退国退民进种种论调，我们哑然笑了。

企业和政府到底要多远才合适？这个问题直到现在都是一个难以回答难以解决的困扰问题。翻开吴晓波写的商业企业案例《大败局》，我们屡屡看到政府的身影和指挥。

这让我更深刻的推崇冯仑《野蛮生长》中的一段话，每每想起铭记在心：“民营资本从来都是国有资本的附属或补充，因此，最好的自保之道是要么远离国有资本的垄断领域，偏安一隅，做点小买卖，积极行善，修路架桥。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裕如，持续发展。”

“每天坚持收看新闻联播”，记住，这是浙商二十一条军规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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