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九三年，评论

from: http://book.douban.com/review/1411368/
原因，感受完全一样，为啥我就写不出别人这样的文字.



　　想读雨果的《九三年》是缘于两年前阅读了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在书中，林达夫妇以《九三年》提到的战斗场景和法国大革命主要事件为线索，为读者展示了现实巴黎的“大革命”遗迹和“恐怖”九三年的法国景象，由此还原了相对真实的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这五个字，原先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光辉无比的名字。它和代表“自由平等博爱”的红白蓝三色旗紧紧联系在一起，成为“启蒙”的试验田，成为人民反抗暴政、追求民主权利的路标。或许是我当初的思想远不够成熟，加上一些或可称为“史书”的读本误导，光见到了“法国大革命”最为鲜亮的一面，并曾为之热血沸腾。而当我读到法国大革命昏暗混沌的那一页，我才真正理解了“启蒙”二字涵义。
　　
　　“启蒙”的进步性，并非下层民众反抗封建皇（王）权或者教会神权的“造反”意识和行动。历史上有哪几次革命不是下层民众狠狠砸碎了上层统治阶级的“饭碗”呢？“启蒙”的光辉在于运用“理性主义”思维重新挖掘了“人”本身的光辉——与生俱来的“自由”与“平等”。
　　
　　诚然，是法国大革命率先打破了君主专制政体，且意图建立一个全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解放受贵族统治阶级奴役的劳苦民众。但事情的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意料，共和国的成长历程始终带有浓烈的血腥气。雅各宾派的执政时期更是在后世被冠以“恐怖时代”的名号。
　　
　　在恐怖的1791至1794年间，协和广场上有多达六万颗头颅夹带着奔涌而出的鲜血滚入箩筐。这些头颅，一部分属于“叛乱分子”，还有一部分属于投机商人和平民。象征封建统治的巴士底狱刚被攻破不久，雅各宾们又迫不及待地树立起属于他们残酷统治的象征——断头台。但是，这仅仅是杀戮的冰山一角。在内战的战场上，不知又有多少人因为“叛乱”或相关罪名而命丧黄泉。
　　
　　《九三年》中有这样一幕场景，保王党叛军在埃布昂帕田庄残忍枪绝了半营共和军人，并放火焚烧了整个田庄。当王爷的信使泰尔马克经过田庄之时，共和党人的血水已化作了一汪水塘，直映着冲天的火光。是的，保王党人有罪，他们的双手沾满了血污。可是，共和军的双手又何尝干净呢？
　　
　　雨果在此情节之前，意味深长地安排了这样一段叙述：
　　
　　“这是一次战斗吗？还是一次军事惩罚？蓝军按照革命的法令，经常用纵火焚烧的方法来惩罚那些不听命令的农舍和村庄。比如，哪个田庄和哪个村落不按法令的规定把树木砍倒，不为共和军的骑兵队在丛林里开辟道路，他们就放火烧掉这个田庄和这个村落。埃尔内附近的布尔贡教区新近就是这样被烧掉的。”
　　
　　进步的一方和封建的一方在对待平民时，竟然出奇得一致，同样残酷，同样血腥。或许，对于那些没有丝毫发言权的“公民”而言，大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新的暴政集团代替了旧有的暴政集团。他们未曾见到大革命的进步性，甚至，他们随时随地可能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而变成时局的牺牲品。
　　
　　当大革命演变成一种嗜血的狂热，演化为专政甚至暴政，当平叛内乱要用上无辜百姓的鲜血祭旗，当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相互挤兑又先后枕上“黑寡妇”的臂膀，当初那一切美好的共和前景瞬间化作泡影，徒留满地的血污和杀气满布的眼神。
　　
　　这是任何保持理性的人都不乐意看见的结局，可它毕竟是来了。它的出现，让人无言以对，更无法撼动。雨果深知这一点，在《九三年》临近尾声时，他安排郭万说了这样一段话：
　　
　　“因为这是一场风暴。风暴的目标永远是明确的。一棵橡树被雷击倒，许多森林却得到净化！文明染上了瘟疫，这场大风为它消除瘟疫。也许大风没有充分地选择。可是它难道有别的方法吗？它负担了如此艰巨的清扫使命！在可怕的疫气面前，我理解风为什么刮得那么猛！”
　　
　　这段话明确体现了雨果对于大革命的态度：大革命切除了封建的毒瘤，其性质是进步的，共和的前景教人向往。而大革命的动荡时局是特殊历史情境造就的，就此彻底否定大革命是不合适的。然而，雨果却反复在小说结尾处提醒世人，我们必须反思。反思“启蒙”，反思“人”的尊严。
　　
　　朗德纳克从郭万城堡逃脱之际，因为弗莱莎尔的一声惨厉的呼救而放弃了逃生的机会。他奋不顾身地钻入火场，并放下成见，与共和军合作救出了她的三个孩子。小说本可在此之前就戛然而止，但雨果并没有这么做。这一情节的发生引出了郭万的一句内心独白：“在革命的绝对真理之上，存在着人道的绝对真理。”这正是朗德纳克营救行动的真实写照，那是超越阶级、超越革命中对立双方的人道精神，是对于人的生存权利的尊重。这也正是雨果需要众人反思之处。
　　
　　启蒙的理性在于对“人”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和生活权利的思考。如《人权宣言》所宣布的，“人们生来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这种理性决不同于讲求冷血执行的所谓“理性”，如对于“叛逆”村落的焚烧行为。此种举动剥夺了人的生存权，灭绝了人道，背离了“启蒙”所倡导的理性；它是革命悄悄变质后的产物。此时若还拿着革命的所谓“真理”当作惨无人道的杀戮通行证，这不是理性，也不是真理，这无非是一小群人的意淫而已。
　　
　　我想，《九三年》所要传达的或许是这样一重意思：当政局的需求凌驾于人权之上，并威胁到“人”的时候，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就开始崩塌，而卢梭“天赋人权”的启蒙光环也可能随之褪去色泽。往者不可谏，大革命中的一些悲剧已是既定事实，后人无从改变；来者犹可追，唯有反思才是避免重蹈覆辙的最好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