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纯粹的人

崔永元：我要拍案而起

现在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做到洁身自好就相当不错了。哪一次商业炒作，哪一次对消费者、读者、公众的欺骗，后头没有学者、科学家、甚至院士帮忙？哪一次没有？这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公共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脏的公共电视台；如果我们的电视台都是商业电视台的话，那我们的电视台就是全世界最差的商业电视台，又不好看，又挣不着钱 。

如果我做商业电视，我做的节目会比他们庸俗得多，我有好多招呢。

人物周刊：你是不是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
　　
崔永元：每个做媒介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感。你的媒介会影响别人，你怎么能够没有责任感呢？我这些年发表的观点老被人重视的原因，就是因为两点：一是我确实说到了痛处；二是别人不愿意说的话，明摆着得罪人的话，我说出来了。

人物周刊：先求证一下，“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句话确实是你说的吗？
　　
“收视率是万恶之源”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时统宇说的，他是很有名的媒介研究者。他讲这话时，既有前提，又有论据，而不是喊口号。我说不是我说的，没有推卸责任的意思，我是坚决同意他的这一说法的，我今天可以在这个场合正式说这话：收视率是万恶之源，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你没说过《超级女声》庸俗？
　　
崔永元 ：我当时就是说，像《人物》《探索·发现》跟《超级女声》这样的娱乐节目做收视率比较是不公平的。《超级女声》无疑是娱乐节目，严肃节目和娱乐节目是没法比收视率的。
　　
有很多因素会影响节目收视率的。比如《焦点访谈》和《新闻联播》。对全世界的电视台而言，晚间7点到9点档，都是高收视率时间（中央台的广告收入绝大部分是7点到9点挣的，而且都是一套节目挣的，其他那么多频道，那么多时间挣不了几个钱）。如果你把《焦点访谈》安排到凌晨1点半，它再尖锐也没有现在这个收视率，这是毫无疑问的。离黄金时间越近，你的收视率就越高。
　　
人物周刊：你后来仔细看过《超级女声》吗？
　　
崔永元：人家老说我骂《超级女声》，后来我就看了10分钟。这个时候不能退，男人不能退啊，不能说“我没骂过《超级女声》，对不起我特别喜欢《超级女声》”，我才不是那种人呢。我看了10分钟，确实不好，节目不好，就可以骂，没有问题。

人物周刊：好像有数不清的人在看《超级女声》，你不怕你这样的批评是“站到人民的对立面”吗？

崔永元：我不怕，首先我不觉得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件坏事。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党代会表决开除刘少奇党籍，只有一个人投了反对票，只有这个人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是正确的。我对公共电视和商业电视的评述，将来终有一天会证明我说的是对的，这不是《超级女声》节目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的体制问题。

人物周刊：前几年你就开始炮轰中国电视节目的庸俗化了，现在看来，我们的电视节目是更庸俗了，还是相反？

崔永元：越来越多了，不可抑制，庸俗到头了，要复苏了，很可能向严肃这个方向复苏，如果复苏不了，就会往荒诞这个方向走了，已经到头了。我没反对庸俗化，大家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再明确表述一下，我是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

人物周刊：你觉得电视节目的庸俗到头了，你能举个例子吗？《超级女声》可以作为例子吗？
　　
崔永元：说实在的，我就看了10分钟，我还不敢说它是最庸俗的。我们台一个主持人在做谈话节目，采访一个艺术家，这个艺术家很投入，很忘情，主持人也在现场号召大家向他学习。出来后他跟我说，这傻B今天真配合。我说过，有些人根本不配当主持人，他们没有这样的人格。但是观众看不到这些，比如，策划会上有人会说，这丫呢，挺聪明的，咱们得找点招，弄弄丫，设点圈套，这叫策划会。讨论会上又有人说，这种傻B以后不要让他来了，找他又费劲又不讨好，还不如做做流行歌星什么的呢。做流行歌星时，会跟他的经纪人谈，经纪人说你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他说行，那你能不能给我们点钱，如果你给我们节目组5万块钱，我们还可以在现场推销一下你的唱片。好多好多，我下次再乱说时，我就给你揭行业黑幕：一个电视节目是怎么做出来的！一部电影的票房是怎么统计出来的！我都有数据和证据。我在看这个节目时，他（那个主持人）在哭，我就呕吐。真恶心，太恶心了！观众不知道，全蒙在鼓里，大家所说的人民，被他们像傻B一样对待，你知道吗？我们心里怎么能踏实呢？

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尤其是谈话节目主持人，他的节目的人格，节目组的人格和这个主持人的人格应该是统一的。尤其是好节目是好的人格，他是坏的人格，这是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可以用你的这个标准衡量央视吗？
　　
崔永元：在央视就不要提这样的要求，奢望。
　　
人物周刊：在哪儿能用这样的标准呢？

崔永元：到哪也不要提这样的要求。BBC，NHK，也许可以，但他们也有问题，只是比我们好得多。科学家贩卖人口，博士剽窃别人的论文……我确实是悲观的，我已经无数次重复我的悲观了。

人物周刊：国外影视作品也有影射或者直接批评名人甚至总统的，比如《9·11》，你怎么看？
　　
崔永元：要看有没有法律保障。在那之前我还打过一个官司，维护自己的名誉权和肖像权，那官司打得也是一塌糊涂，让我体验到了司法的。
　　
人物周刊：名誉权的案子你赢了吗？
　　
崔永元：赢了。但是他们挣了3000万，赔了我10万，你觉得我赢了吗？这个案子一个礼拜就可以结案，用了3年，你认为我赢了吗？

人物周刊：你离开《实话实说》，和失眠抑郁有关，更主要的原因，应该是节目话题面临瓶颈，越来越脱离现实、不痛不痒吧？
　　
崔永元：对，非常对。这说明我们当时多么浅薄，认为我们已经引领了时代话语的风潮。我做的时候已经发现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自己退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崔永元：对，根本不是实话实说，这里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个人能力微不足道，无法逆转，我们可以容忍《实话实说》说得不是那么精彩，但是我们不能容忍在《实话实说》里说假话。

人物周刊：你现在做的《电影传奇》很接近你的理想吗？

崔永元：《电影传奇》特别近，它离我的理想特别近，只是不被市场认可，大家不觉得它是个好节目，这是个问题。《实话实说》人民认为它是个好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离人民越来越远，我每做一期就觉得离我的理想又远了一步，这也是我自己不能接受的。

人物周刊：《实话实说》、《小崔说事》、《电影传奇》，你怎样评价自己在3个节目中的表现？
　　
崔永元 ：《小崔说事》就不评价了，不值一提，挺随手的，好像少年时候练过武，老年了再比划两下，这么回事。《电影传奇》非常伟大，将来总会有人写它一笔的，它为百年电影做出了贡献，真的可以这么说，一点都不觉得脸红，也不愧疚。
　　
人物周刊：你希望自己做主持人做到什么时候？你会以什么方式告别这个舞台？
　　
崔永元：随时可以不做。我希望我做的永远是高品位、高格调的节目。但是如果电视台不需要，那我掉头便走。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是一个优秀主持人吗？
　　
崔永元：是，难得一见的优秀主持人。
　　
人物周刊：为什么呢？
　　
崔永元：既有职业水准，又有良心，非常难得。我们的主持人总是缺乏这两点，有的人有职业水准没良心，有的人有良心不会主持节目，我是这两点都具备一点，所以就显得比较优秀了。

人物周刊：你在谈话节目中表现得很好，你觉得自己的人格也是非常完美的吗？

崔永元：我还好，到现在我还在犹豫我要不要参加商业活动呢，我把好的机会都错过了，我其实1996年就可以参加，但是到现在2005年还没有参加，9年都过去了，损失了多少钱啊，你想想。
　　
人物周刊：一个商业活动都没参加？
　　
崔永元：对，我一个商业活动也没参加过，我损失多大啊，我知道我们的价码。
　　
人物周刊：现在是什么价码？
　　
崔永元：不知道，现在我已经二三流了。你到演出经纪公司去看看，非常好玩，他们有这些人的大名单，包括电话和价码。只有我是空白的，没价，因为我没有参加过，谁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价。所以我觉得我挺棒的，确实挺了不起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真的像外界所描述的那样，有“道德洁癖”吗？
　　
崔永元：我不是有什么道德洁癖，我没有特别高的要求，我要求的只是道德底线。比如你是医生，我给了你红包，你做手术时就应该认真些，不能把纱布放在我的肚子里，但是现在不是，拿了钱还会不小心把纱布留下；再比如你绑架，问我要钱，我给了你钱你一定要把亲人还给我，你不能拿了钱又把人弄死（笑）。我现在都堕落到什么程度了？低于法律的底线了，但是就是这个都算过高要求。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会不觉得惴惴不安呢？怎么能睡得着觉呢？
　　
人物周刊：你一直在以太强硬的姿态去面对生活，为什么不让自己更舒服些呢？

崔永元：舒服的方式是妥协。为什么我们老劝大家妥协呢？有的人妥协了很舒服，比如说被日本人占领了当汉奸就是妥协，特舒服，汪精卫特舒服，都混到顶上了；有的人就是死了都不想当汉奸。像梅兰芳他们，就是今天所说的演艺圈的人，他们不但不当汉奸，都不给他们演戏。我们怎么看这些人呢？你说你给他演呗，你故意给他往坏里演，你含沙射影再讽刺一下日本人？妥协的渠道任何人都能找着，我觉得那是借口。
　　
人物周刊 ：你是不是老有孤独感？
　　
崔永元：我每天晚上都非常难受，特别孤独，寂寞。我都无法跟你形容我的难受，经常晚上9点就躺在床上，到第二天早晨7点还没有入睡。我老在想这些事，想不通，想不明白：以前有那么多拍案而起的人，现在他们都上哪儿去了？我知道崔永元无法跟他们比，这个时代有可以跟他们比肩的人，做人做事都无可挑剔，但是他们都在洁身自好，我见过很多很多，他们不愿意站出来对这个社会负责任。

人物周刊：你老站出来说话，你的家人怎么看呢？
　　
崔永元：我的家人也觉得我像个疯子，甚至从一定程度上讲像个疯狗，见什么都要咬一口。看电视时在骂，看报纸也在骂。比如前些日子黎莉莉去世了，那是个对中国电影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老人，报纸上连个豆腐块都不愿意给她，把那么大的篇幅给王菲、李亚鹏《七剑》。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起码是个文化不高的社会。

人物周刊：你有过挺严重的失眠和抑郁症，现在的状况怎样？
　　
崔永元：同事们说我白天还挺快乐的，状态挺好，一到晚上就成了另一个人。有点人格分裂，白天一个人，晚上一个人。一到晚上，天一黑，满脑子都是这些事。

以前是住院，两个月，接受系统治疗。最要命的时候，是到了临死的边缘，就是要自杀，需要24小时看护。现在接受心理治疗是不定期的，当我觉得焦虑到自己无法控制、药物也不大起作用时，就会去找医生。我觉得抑郁症是个好病，让人天天拍案而起。（笑）
　　
人物周刊：有没有一些朋友，因为你的这种性格，断绝交往的？
　　
崔永元：有，特别多。我是1985年开始做媒体，媒体朋友特别多，他们尤其不理解我，说你看咱们都是哥们儿，1985年就开始一起混，现在你成名人了，你给我们报纸报报料，报纸火一点，多好，你当正人君子，我们也没得登，没意思。他们不太愿意搭理我，反正就是越混朋友越少。

人物周刊：你听到过的对你最恶毒的评价是什么？
　　
崔永元：骂我的很多，最恶毒的评价是，这小子会玩，既炒作自己，还不露痕迹，显得很有学问，很有修养，很宽容，这是对我最大的伤害。真的，骂别的，比如他长得难看，没有一个女人会喜欢；他早点死，死得越早越好，他怎么还不死，他老说自己要自杀，怎么还不自杀啊，快点啊——这些我经常听到，我根本不在乎，但是刚才那个评论，我认为是最狠的，也可能说到了我的痛处吧。（笑）

人物周刊：医生建议你换个轻松的、不需要太多责任的职业，你觉得自己可以离开吗？
　　
崔永元：当然可以，这有什么值得留恋的，这个行业？
　　
人物周刊：但现在你还是在干这一行。

崔永元：我能做什么呢？我没有别的手艺啊。比如我想过做房地产，那样可以挣很多很多钱，那时候崔永元是个商人，在商言商，我就挣钱，你管得着吗？但是偷税漏税、偷工减料，我又不能容忍，就没法去；也有一些企业找我做形象大使，推荐这个药那个保健品，干那么三五档就够这辈子花了。但这东西行吗？真是虎骨做的，蚂蚁泡的吗？我会跟人较真，一较真就会露馅，然后心里又不平衡，所以简直是没法选择，非得坏了良心。我要坏了良心，我就不要换职业，我就可以在这个圈子里如鱼得水，我水平比他们高，这我知道。

人物周刊：你不会像其他一些主持人那样拍个广告什么的吗？
　　
崔永元：中央台有个自律手则，规定主持人不能做，你要做就得填个表什么的。我没填过这种表，我也没想过这个事，但是我知道大家私下走穴，都说是公益活动，其实是私下给钱，都这么干，慈善晚会都要钱。BBC要求特别严，主持人连慈善活动都不能参加。好制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人物周刊：目前最困惑你的事情是什么？
　　
崔永元：目前最困惑我的就是我还要不要良心。

人物周刊：那你是要良心还是要健康？
　　
崔永元：健康无所谓，健康就这个样了。问题是，要良心还是要钱？我必须坦白地说，我喜欢钱，我怎么会不喜欢钱呢？有了钱我能做好多好多事，往神圣了说，我能做更喜欢的节目，不在乎你看不看，因为我有钱，我就做；往低俗了说我可以买我喜欢的东西，可以到处去玩，可以带我女儿出国，带我女儿遨游太空。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如果想要钱的话，我必须得不要良心。从广泛意义上来讲，无论你是做楼盘，还是卖牛奶，你要是要良心的话，你就没有那么高的利润，良心会减低你好多利润。

人物周刊：你觉得自己现在幸福吗？
　　
崔永元：不幸福，我也找不回来这种幸福了，因为我误入歧途，找不回来幸福了。
　　
人物周刊：对未来你有设想吗？你现在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崔永元：过一天算一天。我希望我女儿长大了不要像我这样。
　　
人物周刊：不要像你哪样？
　　
崔永元：不要像我这样难受，不要像我这样活着没有质量，我希望她做一个快乐的农民，要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市民。

人物周刊：现在你怎么看死亡这个问题？还在想吗？
　　
崔永元：我白天不想死，因为我节目都没做完呢，还有很多人找我有具体的事，这个帮孩子联系上学，那个是看认识谁，能买点便宜东西什么的。我不是晚上经常陷入痛苦嘛，有时候我还在想这个题目，还没有断这个念头。我的医生特别好，他说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说你在下决心之前，咨询一下我，你是有文化的人，我是你的心理医生嘛，我觉得你的方式好，你采用就行了。他说换句话来说，一个有文化的人要学会向别人求救，他是这么说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总是爱找他，总是希望他能帮助我一下，甚至都有依赖的心理。

（以上文章来自互联网，因篇幅太长，涵盖内容太多，兰草只择录其中几小节。）

一个纯粹的人

崔永元是我最喜欢的主持人，从他首次主持《实话实说》开始。

“...在我的同龄人中，找不到我的同道人....”这是兰草第一次领教小崔的敢言直言。

小崔聪明睿智、诙谐幽默，他总是用看似轻松、调侃、自嘲的口吻引出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社会话题，让人反思、发人深省。

“...我原本想改变这个社会，发现不行；于是我又想改变一个部门，还是不行，接着我又想改变我周围的人，结果还是不行；后来我终于明白了，我连自己的女儿也改变不了；可是，我改变不了社会,社会也别想改变我...”短短的几句话，让我真切地感受了他的无奈、无助，也深刻地认识了他的刚正不阿、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

小崔主持节目爱用画面形式给观众自由思索的空间，没有说教，没有做秀，没有自我表现，但总能给人予醍醐灌顶的启发！

在《面对面》采访崔永元的时候，他说了以下的话：“我们经过湖南的一个小山村，有一所学校，里面的孩子，从没有听说过足球这种世界上最广泛的运动，我们就拿出了一个足球在那里踢，踢到牛粪上了，孩子们就拿起来擦一下，每踢一脚，都拿起来擦。”说完，他哭了...

小崔难道只是在诉说贫穷？亦或是还有很多很多？我们不能说，小崔也不能，但是他能告诉我们如何分析一件看似显而易见的事情，从而找到它的根源。

小崔的举手投足无不散发出人性的真、善、美。更可贵的是他不在乎个人得失，敢说真话，敢为最底层的老百姓说话。

他对戏弄嘉宾、愚弄观众的同行一针见血地指出：“虚伪到令人作呕的地步。刚刚还在直播间陪着采访对象煽情落泪，一出直播室就说：‘这傻B，还真配合，叫他哭就哭了。’”小崔痛心疾首地说：“这样的人哪配当主持人啊！”

“见到捐助自己的人就下跪，这是悲剧” ...“慈善不是作秀”...乐于做好事的崔永元一直很低调。据他的同事透露，这些年来，崔永元给慈善机构捐过不少钱，还先后资助了20多位学生。每次捐款，他都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要宣传。他呼吁大家都来做慈善：“你有一百元可以做慈善，只有一元钱也能做慈善，即便一元钱也没有还可以做慈善，你可以说好听的话安慰鼓励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

堪称“活字典”的范伟---鞍山市一名普通的三轮车夫，曾在录制《小崔说事》时与崔永元相识。去年下半年，正行走在长征路上的小崔得知范伟被诊断为舌癌后，立即出资10万元救助范伟，还专程赶到鞍山探望鼓励范伟。

他对记者说：“虽然范伟参加我的《小崔说事》栏目只有10分钟时间，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之前只是听说范伟蹬三轮儿的事，但不知道他家里这么困难，这件事我和女儿知道后都哭了，女儿并把自己的300元压岁钱也捐出来了，我捐献的10万元钱是我获得十佳主持人的奖金，一定要把这个‘活字典’留住，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帮助范老师。”

今年的5月30日，小崔第二次来到鞍山看望病情已经恶化的范伟，6月3日，范伟带着小崔亲人般的关爱永远地去了，之后，小崔又专程派人送来花圈、吊唁这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与他非亲非故的三轮车夫，这是怎样的人间真情？小崔又是何等的用情至深！

小崔还是一位慈爱的父亲，不止一次听他在节目中说到自己的女儿。他在自己的博客里撰写《救救孩子》一文，以非常尖锐的语言和观点，抨击娱乐新闻低俗化倾向。在反对公共电视庸俗化时他说到：“以低级趣味博取收视率，绝对不是公共电视的发展方向，势必会造成恶果，因为已经有一些案例出现了...”“即便在公共场合讨论这个问题，也有人反驳我，说那只是极个别的现象，不就是一个孩子自杀吗，那又怎样？你想没想过，如果他是你的孩子呢？你不会觉得问题非常大吗？”

崔永元的人格魅力更表现在他极度的善良中，因为他善良，所以他忧国忧民；因而他忧郁、失眠...为了唤起全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关爱和理解，崔永元勇敢地向全国观众披露自己就是一名抑郁症患者，并调侃自嘲道：世界上的许多名人、天才都是抑郁症患者。是啊，抑郁是天使，因为它，鲁迅、卡夫卡成为了伟大的文学家；叔本华、尼采成为了伟大的哲学家； 抑郁又是魔鬼，也是因为它，这些抑郁的天才注定终身不被人理解，永远与孤独、寂寞为伍；抑郁成就了他们无与伦比的思想，却又毁了他们作为正常人应有的生活。

崔永元，一个集民族使命感、责任感于一身、一个为时代而生的主持人 ，在我的心里立起了一座大山！中国的进步、中国的发展需要这样的人。

小崔，一个有思想、有良知、有灵魂的抑郁症患者，这样的人注定孤独，也注定要被历史铭记。有人说，他是中国的永元，他是央视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