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波普尔摘要: 民主与专制

 

波普尔避开了柏拉图的命题"谁应当统治", 而是从能否通过理性批评来改变的角度, 阐述了民主和专制的区别

波普尔："我丝毫不想为民主下定义。此外，也并非多数人统治：任何一个政党都可能在选举中获胜，不是我也不是你进行统治。但是我应当解释一下，我区分两种政体。对于一种政体，我们可以不流血就摆脱它，对于另一种，我们不流血就不能摆脱，也许根本不能摆脱。我建议称第一种为民主，称第二种为专制 。但任何事物都不取决于词语。然而，重要的是这一点。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不使用暴力就可以改换政体的制度，而一批人因未使用暴力而没有成功就试图使用暴力，那么无论他们想的或打算的是什么，他们的行动都是建立一个由暴力维持、不用暴力就无法摆脱的政体的尝试，换言之，他们在尝试建立专制。尽管这显而易见，人们通常却没有想得这样远"

苏格拉底: "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两种对政治家的要求

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要求政治家聪明。但这对于他们各自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意义。对于苏格拉底来说，它意味着政治家应充分意识到他无可争辩的无知。因此苏格拉底提倡理智的谦虚。“要有自知之明！”对他来说意味着：“要意识到你知道得何其少！”

相比之下，柏拉图把政治家应当聪明的要求解释为由聪明者统治、由智者统治的要求。只有具有良好教养的辩证学家才有资格统治。著名的柏拉图的主张，哲学家必须成为国王，国王必须成为受到充分训练的哲学家，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柏拉图学派的规定给哲学家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国王，人们可以认为，却并不如此。

人们几乎想象不出比对于政治家应当聪明的要求的两种解释更大的对比。它是理智的谦虚与理智的傲慢的对比。它也是可错论——对一切人类知识的可错性的承认——和唯科学主义的对比，唯科学主义认为，应当授与知识和认知者、科学和科学家、智慧与聪明者、学问与学者以权威的理论。

由此可清楚地看到，对人类知识的评价的对比——即认识论的对比——可以导致形成对照的伦理-政治的目标和要求

 

政治乌托邦的危险

对政治乌托邦的信念尤其危险。这可能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寻求更美好的世界，像研究我们的环境一样，（如果我说得对）在所有生命本能中是最古老、最重要的。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对改善我们的世界做贡献，这是正确的。但是我们不可想象我们能预见我们的计划和行动的结果。尤其不可牺牲任何人的生命（除去万一发生最坏的情况也许牺牲我们自己的生命外）。我们也无权说服甚至怂恿别人牺牲自己——甚至为一种思想，为一种完全使我们（很可能由于我们的无知而不合理性地）信服的理论也不应这样。

无论如何，我们对更美好的世界的寻求的一部分一定是寻求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别人不被迫为了一种思想而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

 

民主与专制: "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 over "谁应当统治"

柏拉图是贵族形式专制政体的理论家。作为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他提出下面的问题：“谁应当统治？谁应当管理国家？多数人，民众，群众，还是少数人，当选人，精英？”

一旦人们承认“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是基本问题，那么显然只能有一个合理的答案：不是无知者，而是确实有知识的人，哲人；不是民众，而是少数最杰出者，那就是柏拉图关于最杰出者的、贵族的统治的理论。

民主的伟大理论家和这种柏拉图式理论的伟大对手——例如卢梭——采用了柏拉图对这个问题的表述，不是认为它不适当而予以摒弃，这有些奇怪，因为十分清楚，政治理论中的基本问题不是柏拉图所系统阐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谁应当统治？”或者“谁应当掌权？”而是“应当授予政府多大权力？”或者也许更确切些，“我们如何才能这样发展我们的政治制度，即甚至无能的和阴险的统治者也不能造成过多的危害？” 换言之，政治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约束与平衡的问题，对于政治权力它的独断独行、它的滥用可据以控制和制服的制度的问题。

我不怀疑，西方人所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不过是权力在这种意义上受到限制和控制的国家。因为我们信仰的这种民主政体决不是理想国家；我们完全清楚，许多不应当发生的事情发生了。追求政治理想是幼稚的，西方的任何一个明理的成年人都知道，“一切政治活动都在于选择较少的邪恶”（引用维也纳诗人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的话说）。

对我们来说，只有两种政体：被统治者不用流血就可以摆脱他们的统治者的政体，和被统治者若想摆脱他们的统治者，只能通过流血才能摆脱的政体。这两种政体中的第一种我们称作民主政体，第二种我们称作暴政或独裁 。但是这些名称并不真正重要，只有事实才真正重要。

西方人只是在这种朴素的意义上信仰民主政体：作为最少邪恶形式的政体。在挽救民主和西方上比任何人都起更大作用的人也是这样描述它的：“民主政体是最坏形式的政体，”温斯顿·丘吉尔曾说道，“当然除去人们一再尝试过的所有那些其他形式的政体外。”

因此我们信仰民主政体，但不是因为它是由人民来统治。既不是我，也不是你来统治；相反，你和我都在被统治，有时超过找们所希望的程度。然而我们信仰与和平相容、与有效的政治对立相容从而与政治自由相容的那种政府形式的民主政体。

我在上面提到了这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柏拉图的令人误解的问题“谁应当统治？”从未明显地遭到政治哲学家们的摒弃。卢梭提出同样的问题，但给予相反的回答：“人民的意志应当统治——多数人的意志，而非少数人的意志”；这确实是危险的回答，因为它导致对“人民”和“人民的意志”的想象的神化。

与卢梭相反，我们认为投票或选举的多数人决定只是不流血地、对自由限制最少地做出决定的方法。当然，多数人常常做出错误的决定，我们必须坚决主张少数人应当具有任何多数人的决定都不能压制的权利和自由

我这并不是说我赞成受过教育的人与“清扫工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影响。因为我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摒弃由聪明人和善人统治的柏拉图式的观念. 西方国家所尊敬的无名战士纪念碑是西方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对普通无名者的信仰的象征。我们并不询问他属于群众还是属于精英：他是一个人，要整体地看待他。

是对我们同胞的这种信仰和对他们的尊重，使我们的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最好的时代。这种信仰的诚挚被乐于为它做出牺牲所证明。我们信仰自由，因为我们信仰我们的同胞。这就是我们废除奴隶制的原因。我们的社会秩序是我们所知道的历史上最好的秩序，因为它是最乐于不断改进的秩序。

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东方，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解的思想结束：诚然，斯大林再次引入了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

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

当我们认识到陶片放逐法的制度并不把放逐看作惩罚时，这种观念就显得十分清楚了。通过被放逐，公民的名誉仍保持清白，他仍保留自己的财产，甚至一切权利，除去留在这座城市的权利外。这个权利他最初失去十年，后来又失去五年，尽管他可以被召回。在某种意义上，陶片放逐法是一种称赞，因为它承认某个公民是杰出的，一些最杰出的领袖遭到放逐。因此这种观念是：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是不可替代的，尽管我们十分赞美领导，我们必须离开任何特定的领袖也能行；否则他可能使自己成为我们的主人，而我们民主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避免这一点 。应当注意到，陶片的放逐法行使的时间不长。第一个已知案件发生在公元前488年，最后一个发生在公元前417年。所有这些案件对于遭到放逐的伟人来说都是悲剧。这个时期几乎与雅典悲剧的最伟大作品的时期，与埃斯库罗斯、素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德斯的时期相巧合。欧里庇德斯后来自我放逐

 

民主的标准

人类社会需要和平，但是它也需要严肃的观念化的冲突：我们可为之战斗的价值和观念。西方社会已经——从希腊人那里——了解到，在这些冲突中词语比刀剑具有远为巨大和持久的影响；然而，其中最有效力的是理性辩论。
因此，完美的社会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些秩序要胜过另一些秩序。西方社会选取了民主制度，因为它是能被词语，在某些地方——如果说只是很少的话——甚至能被理性辩论所改变的社会制度 ；被理性的，也就是说，被客观的批评：被非个人的批评性考虑，正如科学中尤其是自从希腊人以来的自然科学中所典型使用的那些考虑所改变的社会制度。因此，我声明支持西方文明、支持科学、支持民主。它们给予我们机会来防止可避免的悲剧，来试行改革

 

民主的其它标准???

然而在此我必须反对人们一再以不同形式提出的一种学说：我是指在西方和东方经济体制间的抉择将最终取决于其中之一的经济优越性的学说。我个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有效；但是我认为把抵制暴政建立在经济论点的基础之上是完全错误的。即使中央计划国家经济确实优越于自由市场经济，我也会反对计划经济。原因很简单，它很可能把国家权力增加到暴政的程度。我们不应藐视我们的自由，也不应为红豆汤而出卖它（《创世记》［Genesis］25：34）；也不应为最高生产率而出卖它，即使能够以自由为代价换取效率也不应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