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吾师：田玲-做你能做的事情

每个人生命中都会碰到很多人，但是真正对你有帮助的就那几个；每个人一生中都会读很多书，但是有用的就那几本。很幸运我碰到了几个好老师，田玲老师就是其中一个，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她帮助很多在校的本科生，我亲眼看到她对待因为心理问题两度退学的本科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她并没有给我求生的技能上提供任何帮助，但她让我明白了人在上帝面前是很渺小的，所以做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它的交给上帝。

转载：Qin Yu's Space 巾帼学人之田玲

有这样一位学者，在燕园完成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远赴香港深造却选择北大生存心态进行研究，学成后又继续从事北大本科生教育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她，就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田玲副教授，一位既视北大为根、又以北大为审思对象的北大女学者。

个人简介：

田玲,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1981年至1985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学士学位；l985年至1988年，获得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硕士学位；l994年至1999年，获得香港大学教育系教育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的研究兴趣与领域包括大学文化研究、人的发展研究、教育社会学、教育政策运作与分析、留学教育研究和本科生教育等。1988-1993年，讲授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本科生、函授生和成人大专生必修课《西方政治思想史》和《行政管理学》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选修课《财务行政》和《政府与经济》；l994-1999 年，主授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教师证书核心课程《教育心理学》、《课程研究》和《香港的教育制度与社会》；1999年至今，讲授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研究生课程《教育政策分析》、《教育社会学》和《教育辅导的理论与实践》以及本科生通选课《大学教育与个人及社会发展》和《生活教育学》。2000－2001年，获北京大学正大教学优秀奖；2002年，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为教育部主干课程推荐教材《行政管理学概论》著者之一。

正文：

田老师1981年从哈尔滨考入北京大学。与大多数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北大学子不同的是，当时的她对北大并没有刻意的向往，而仅仅是遵从了老师和家人的意见。

在并非第一志愿的北大国际政治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前身），田老师一学就是七年，而后留在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前身）任教。学生时代的感悟和做班主任对学生成长关怀的实践，让田老师渐渐对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赴港大做访问学者期间，好奇心及强的她经常旁听外专业的学术讲座，而在教育论坛上与后来成为她博士生导师的程介明教授的一次偶然邂逅，造就了她从政治学转行教育学的人生传奇。

由失望走向反思

“我常常想，以前我对老师失望，现在我当老师，别人会不会也对我失望。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敬畏，对人才缺少珍惜。这里是全国人民、家长、中学生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当学生来到这里之后，却没有得到好的引导。”

问：您与北大有什么样的缘分？

答：有好多人都向往北大，但我没有刻意地向往。我只能说是我比较幸运吧，就来北大了。无论是个人学习还是教书育人，北大都给了我一个国内的制高点。

问：您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北京大学生存心态及其再生产——以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理论解析北大的历史与现实》，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对北大的生存心态进行研究？

答：很坦率的说，我想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个人对北大感到很失望。

失望有两点。一是对同学的失望。来到北大我发现这里学生的天分和考试成绩确实很出色，但在与人交往，为人素质等考试科目之外的素养有差异。不少人在做人方式上都有欠缺和狭隘的地方，同学之间会因为很琐碎的事情进行争斗。

二是对老师的失望。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始终没有碰到过在学问和人格上都真正让人钦佩的老师。当时校内有不少工农兵学员留校的，学术上还是有差距，我的第一个班主任是工农兵学员。还有一部分人文革前就在北大，但因为这么多年，学问都荒废了，所以我学不到什么东西，感觉比较失望。

问：既然对北大失望，那么选择北大生存心态作为研究对象，是力图寻找这种失望产生的原因还是寻求解决的办法？

答：香港大学是英国制的，要求去之前提交研究计划，我毫不犹豫说我研究北大。我研究北大是因为担心自己偏激。我感觉自己接触的特别有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片面。我不敢将对北大的失望讲出来，因为别人会说你很偏激，他们会讲出一大堆北大的好话。我不和别人去争，所以就自己思考。

我不是那种张扬的人，大学都在读书思考，同时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老实讲，我很希望北大好，我可以做一些事情，不能老是抱怨。如果我说它不好，我也要去研究一个究竟，看究竟是我偏激还是另有原因。我研究整体的北大，历史的北大，以此来了解它的优缺点。

另一方面我觉得北大的学生没有接受很好的培养。我想我应该帮助北大的学生。

来北大的学生天分都是没问题的，这是先天的东西。后天环境上，我觉得应该给他们更好的教育，更健康的培养，以避免他们个人的扭曲和悲剧，这是往小了说。往大了说，这些人如果身心健康，潜力能发挥出来，对社会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

我常常想，以前我对老师失望，现在我当老师，别人会不会也对我失望。我觉得我们对自己的工作缺乏敬畏，对人才缺少珍惜。这里是全国人民、家长、中学生梦寐以求的地方，但是当学生来到这里之后，却没有得到好的引导。

问：对北大的失望也是您从政治学转行到教育学研究的原因么？

答：我不是很刻意一定要怎么样的人。放在整个宇宙当中来看，我个人太渺小了，就像一只蚂蚁。如果外部机遇和我本身吻合了，我会把握住。当年上北大，我报的专业进不去，被调到国际政治系。我也是比较单纯，觉得有这个专业就是国家需要，有需要就学，学了就有用。但真正学的时候却又觉得没什么东西。我喜欢读书，考研究生就可以继续读书，于是就考了。我研究生读的是西方政治思想史，这些东西在80年代是被批判的，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觉得自己学不上东西，而这个东西在中国社会里没有立足之地，于是感觉没有方向。

留校后，我很偶然地当了班主任。因为的缘故，我当时带的班需要军训一年。我去军校看他们，他们就问，老师，北大什么样啊，大学该怎么念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指导。学生的需求激发了我的勇气。我去图书馆查资料，翻阅教育学经济学的书，把看到的东西和我经历的东西结合起来，有理论有经验。然后我借来一间教室，每周固定一个时间给学生们搞讲座，就这样做了两个月。同学们的反响特别好，并邀请我去学生宿舍与他们聊天。于是我就每个星期六去一个宿舍，直到走遍全班所有宿舍。后来学生们在送给我的笔记本中写道，我的讲座与宿舍聊天对他们帮助特别大，为他们解决了好多问题。

经历这些无意识的尝试后，我被派到香港做访问学者。香港特别开放，各个学科的学术会议都向其它学科开放。好奇心特别强的我如鱼得水，经常跨学科去参加学术会议。在一次教育学国际会议上，我认识了我后来的两位导师，他们建议我留在港大读博士。回京前我找到后来的导师，询问丝毫没有教育学的背景的我是否可以直接攻读教育学的博士学位。他说你喜欢就可以，但政治学更有前途。我说我没有兴趣学政治学，也不要什么前途，我读教育吧。

当年学生送给我的写满感谢的笔记本也给了我很大的触动，让我知道自己确实能够帮助他们，这是更实在更有意义的，所以我下定决心去学习教育学。

问：您觉得现在的北大和您当年的北大比，您还失望吗？

答：我还失望。但我自己和以往不太一样，我成为了基督徒。如果我没有信仰，可能就留在香港不回来了。朋友都劝我别回来，因为回来之后我会孤单会痛苦，如果不跟别人去同流合污，就会挺无望。但是有了信仰就不同了，我很清楚这个世界是上帝掌管，苦难背后有祝福。尽管学了辩证法，但其实我们的思维还是线性的。很多社会学的著作里都谈宗教，宗教是社会学里很重要的现象，是必提的东西。我原以为人类最高的智慧是在哲学里，人学好哲学和英语就够了。后来我发现人类的哲学有局限，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装饰，但不能解决社会问题。

我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人的生存状况，所以我开始思考，去寻找答案。既然从哲学里找不到，就转向宗教去寻找。之后许多人不再去探索了，我却一直在悄悄读书，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包括基督教的，我全去看。现在有答案了。我知道了基督徒这个群体，知道了上帝的力量。我们今天去留学，是去摘花结果去了，但是我们没有看根。当我们纵观人类历史兴衰时，你会发现，西方文明的基石是在圣经，是在基督教。从历史的规律趋势，从对神的力量的认识，还有看到这个群体的兴旺，我觉得自己是有方向的人，不管表面上看到的罪恶有多么猖獗。

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失望不是对学生。学生是年轻的，是需要引导的。大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自治精神。他们一般高中后期开始有独立意识，在大学阶段形成全部的独立人格。但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还有父母对孩子命运的主宰，导致学生独立人格难以形成，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另一方面，学校一些领导和老师本身就没有独立思想。所以不能太怪学生。

个人，社会，北大

“北大人追求的个人价值最大化一定是高于普通人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也是高于很多人的。因此北大追求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最大化的最大化。这也是北大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的地方。”

问：您在对北大生存心态的研究中如何得出“北京大学的生存心态就是北京大学与政府的张力中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一结论？

答：我在专著中的历史部分对所有关于北大精神的概括都作了分析。我觉得对北大精神的概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就好像看一棵参天大树，你看到不同的枝叶，对它的认识自然也是不一样的。很多人看北大，看到的是北大这棵大树秋天树叶落尽的样子，看到的是落在地上的叶子，比较杂乱无章，我试图把它还原成原来的枝繁叶茂的样子。我对北大的复杂历史作清理，得出两条线索，一条是学术的，一条是政治的。这两条线索是一棵树上的两个叉，它们有着共同的干和根——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

根据布尔迪厄理论，文化资本的载体是生物性的个人。同时，资本又具有流通性的特征，它表现出来后可以为社会共享，所以文化资本既有个人性也有社会性。北大人关怀社会表现的是一种共性的东西，社会如果发展得好，个人也会受益。

五四时期，面临着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急，个人不可能置之度外地学习，而要为国家去牺牲，个人与社会是没法割裂的。有一部学术著作的副标题是“个人性即社会性”，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不够。北大在五四时期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在当时快亡国的背景下所激发出来的。

可以抗衡的双方之间才有张力，否则就是一方控制另一方。北大与政府之间的张力在当时（五四时期）一方面体现在政府的弱小，一方面体现在北大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所学校所能发挥的作用。北大影响的扩大是因为政府的弱小，但北大的本份应该是在教育上，它发挥政治影响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因为政府代表不了国家和人民，所以北大才站出来去代表人民。

蔡元培、胡适等一贯的主张是学术，学生的天职是学习，国家和民族长远的建设还是需要学术的。

问：现在不存在五四时期亡国的背景，那么北大的生存心态是否也应当与当时不一样了？

答：这个背景表面上没有那么严峻，但本质上还是很严峻，这取决于大家的认知。可能你在危险当中却认识不到。

新中国成立，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代表的是政治上独立，但却不是民族心理上的独立与站起来。我在香港和美国的时候就感觉在那里留学的中国大陆人不自信。出国留学的人都很封闭，大多数只和大陆自己人交往。现在很多人咨询我出国的意见，我就建议他们要多接触当地的人和文化，不仅重视教育留学也要重视文化留学。

问：现在的“与政府的张力”，您主要指的是北大人个人心理上的独立和学术独立么？强调与政府之间的张力，是否把政府摆在了和北大对立的位置上？

答：不是北大要和政府对抗，而是说两种思想与力量之间自然的对抗。政府代表着一种实践的力量，大学代表着一种思想的力量。实践和思想之间是有张力的，大学有一种对政府实践（政府将把国家带向何处去）的反思功能。政府对北大是爱恨交加，建国前如此，建国后也是如此。各个时期的影响对北大都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现在来看，这种张力是弱化的。

问：北大生存心态表述中“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与社会上其它群体和个人追求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又什么不同？

答：按照辩证法，特殊性是孕育在普遍性之中的。北大追求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是具有普遍性的。因为有普遍性，所有才具有号召力。北大在社会上如此有民望就是因为它的追求代表了人民的追求。

特殊性表现在：一、北大的条件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包括全国最优秀的文理学科，亚洲最大的高校图书馆等。二、北大所吸引来的学生也是全国最优秀的，智商、天分和潜质是每年几百万高考生中最拔尖的那一部分。北大人追求的个人价值最大化一定是高于普通人的，他们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的最大化也是高于很多人的。因此北大追求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最大化的最大化。这也是北大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的地方。

问：您对北大生存心态的研究完成距今已经有七年了，你觉得这七年中，北大的生存心态以及北大人对北大生存心态的体认是否有新的变化？

答：对北大生存心态的提炼没有变化。布尔迪厄生存心态理论认为生存心态具有辩证性，外因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没有种子的学校即使提供环境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生存心态。

对北大而言，在提供给它实现条件的时候它会实现出来，如果外部环境不具备，它会躲藏起来。当外部环境不允许追求社会价值时，北大人往往会通过拼命读书等方式来追求个人价值。但追求个人价值是离不开社会的，当你要把所学的东西表现出来的时候，一定需要一个社会环境。因此，为了给个人价值一个发挥的空间，你也要关怀社会。一旦个人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影响这个社会，或者社会环境提供给你机会，那么你就可以同时追求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比如说新闻自由，如果现在没有这个环境，你就需要做思考和积累，一旦提供环境以后就可以做成熟的表达。因此，你不要说新闻自由空间没有的时候你什么都做不了。否则即使有了环境，却没有思考与积累，你也无法很好地运用这种权利。

问：如果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冲突应该如何处理？

答：我研究的结论有个前提假设，即个人与社会是和谐的。如果不和谐，它们就是竞争关系，此消彼长，不可能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最大化。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倒退的，还不如。在五四时期，为了激活民族的活力，为了民族的强大，要把个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所以提倡个性解放。当时个性解放的目的不在个人，而在民族、群体。这种个性解放是一种进步，但是这其中的个人还是工具性而不是目的性的。改革开放之后，个人开始觉醒，年轻人的自我意识一代代地强起来。但在官方的哲学上，个人并没有成为目的，这是个人同意的一个目的，而不是政府主流认可的目的，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冲突。

另一种情况是，个人认可个人价值是目的性的，但却没有看到个人与社会的一种统一性。因此追求个人价值的时候使用的是一种冲突的、叛逆的方式，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我有一个学生曾说过，北大不来是遗憾，呆久了是悲剧，因为呆久了就太理想化了，就关怀社会了。我还有一个学生，满怀着为国家为人民牺牲自己的信念，而导致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我就告诫他，你为这个社会、为这个国家把个人牺牲了，但是，如果你的这个国家的概念不是空洞的，而是代表普通人民和百姓的话，你都不知道百姓需要什么，你不知道普通人的生活，你代表不了他们。这是一个很悖论的东西，你想要代表他们，你为了他们牺牲你自己，但正是因为你对自己的一种牺牲，你恰恰代表不了他们。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往往被扭曲和牺牲掉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为人民的信念成为他们对个人生活的一种逃避。事业是为了什么？婚姻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我们有很多最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却在盲目地坚持一些支离破碎的东西。

认识自己、挖掘潜能、享受生活

“我会告诉学生，我所教给你们的东西没有任何老师教我，你自己要去思考，你要做你自己的导师，成为pioneer。当你成长起来后，就可以向别人展示你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不要浪费生命。”

问：您在北大学生郭聪《一路走来——西安，北大，斯坦福》一书的序言中说到，“我是十分愿意为学生服务和帮助学生成长的老师”，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有这种态度，是因为人生价值与个人信仰的追求，还是因为您从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的关系？

答：这是综合性的因素导致的，你所说的原因都有，殊途同归。

我个人成长过程中是被很多人爱，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天性没有被埋没和扭曲。所以，当我得到很多厚爱的时候，我会为那些没有得到爱或者受到伤害的人难过。我们这个社会太容易伤害人，伤害也太多了，而我自己又很幸运地被爱，因此我很希望每个人都能和我一样。

问：看得出来，您对学生充满了关怀与爱心，这是不是出于您对北大的失望呢？

答：不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本能。不论接触到谁，我都觉得是宝贵的生命，不应该卑贱地活着。如果他是受害者，我可以帮助他减少他的痛苦，还可以防止他们走偏。比如有学生快毕业了来问我：“老师，您认为毕业成绩单是不是不能作假？”学生很迷茫，他看到别人都在作假，自己无法做判断。我会很确定地告诉他，不要在自己的履历上抹黑，不要玷污自己。

问：您在给学生讲座和给本科生开的通选课上，常常鼓励学生要认识自己、挖掘潜能，学习“懂得生活与享受生活”。您为什么会给学生这样的建议？

答：通过我在北大的观察发现，学生刚考上北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很高的理想。我觉得他们是一批有潜质的人，都是能凭本事吃饭、生活无忧的人，但我发现很多人并不是那么堂堂正正地活着，也有很多善良的人，但他们似乎活得也不开心，性格被扭曲。总而言之，很多的人的才能似乎都被浪费了，或者理想萎缩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浪费，既是个人的一种损失，也是对社会的一种损失，所以我会鼓励学生发掘潜能。我会告诉学生，我所教给你们的东西没有任何老师教我，你自己要去思考，你要做你自己的导师，成为pioneer。当你成长起来后，就可以向别人展示你自己独立思考的东西。不要浪费生命。

同时我也强调学生要学会生活。我是转行学教育学的，因此我在这一领域中被限制的少，能够有很多原创性的思考，而后发现这些东西是正确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对大学概念的解释，最后一句话说大学是教人懂得生活、享受生活的地方。另一部教育学的著作里认为，大学应该是这样一个机构——fine adjustment between real life and growing knowledge of life。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也有一种观点，“生活为本，学术为末”。我觉得我们的教育很多是背道而驰的，我们现在是学术为本，而生活为末，成才而不成人的现象很严重。

问：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与自省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特别是需要面对社会与生存环境中的种种不正常现象。但您却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给身边人一个快乐、年轻态的印象，您如何达到这种平衡？

答：我觉得需要智慧去平衡自己。人有避苦求乐的本能。当人对生活有困惑，找寻不到答案的时候，往往有两种选择。一种人会坚持找答案，通过答案解决痛苦；另一种人觉得找答案痛苦，也找不着答案，因此就放弃找答案，停止思考，麻痹自己。我自己属于前者。我比较认可人先验的东西，我觉得人活一次不该善罢甘休，因此喜欢执著地寻找答案。

同时我也是一个多层次的人。我对生活中现象性的东西很敏感。我每天走在路上，看见好看的叶子，好看的花，好看的白云蓝天都会很欣喜。我的好奇心很强，会被很多好的东西所吸引，因此就不会仅仅执著在一个东西上。很多思考在生活或者玩的时候会忘记，但它还是会烙印在脑海里面，碰到相关的事物就会被唤醒被激活，然后去想想它，想完了便又丢在一旁。思考与生活在我身上很交织，很多元，但却是一种很自然的状态。我不能容忍不高兴，情绪不好的时候我会通过譬如看电影的方式去调节。如果你钻牛角尖，掉在一件事情里面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答案，但是如果你去做很多其它的事情，灵感往往会突然出现。

问：您同时接受了中西方两种教育，您认为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答：教育与社会都差别。我觉得人受教育不仅仅局限于学校，也会受到社会的熏陶。在西方，教育有三个部分构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主要由教堂来承担。美国有三万多所教堂，它所提供的教育是多元的，它会教给你生活各方面的东西，包括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接受帮助以及帮助别人等等。中国也有教会教育，但是没有进入圈子的人是不知道的。单纯的学校教育要担负起个人成长全部的教育职能是不可能的，我们往往把学校当作了教堂。学校就是学校，它不是教堂，它担负不了它担负不了的责任。国资委研究中心赵晓就一直强调不要把教堂的社会功能推到学校，推给大学，这是大学所不能胜任的。

问：本科教育也是您的研究领域，您如何看待目前北大如火如荼的通识教育、双学位以及元培计划的尝试？

答：我一直关注北大的本科生，我学教育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2006年被定为北大的本科生教育讨论年。但是我对本科生教育改革不乐观。本科生教育是学校的一个系统问题。但是对此领域作研究的人很少，决策者与参与者中真正懂教育学的人也并不多，而实践主要都是以行政命令为主。

通选课、双学位和元培班是为了配合本科生教育通识化的国际传统与趋势。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思想和制度缺陷太多。国外大学的制度是配套的，学生教育有很多的分工，有专门的学生事务部门负责管理工作。北大的学生工作部是代理性质，它没有独立的能力去承担独立的学生教育管理职能。我们的宿舍也没有担负起教育的功能。院系不是一个单纯的教学单位，是学生延伸归属的地方。我们的学生教育没有很好地分工，学生集中在院系，全部被推到院系，院系解放不出来。学生自愿选学分，再根据学分选修情况来确定专业，这种自由度放不开。我们还有许多的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