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投资大师在中国

2010年05月31日 对话索罗斯：潜在的危机在哪里？
金融市场能产生以上这两种情况。认为市场是趋向均衡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远离均衡的发展趋势和趋向均衡发展趋势同样可能。尤其是，当市场为金融资产错误估价，进而影响资产的基本面时，所谓的基本面其实也深受市场影响。因此市场并不是经济环境的被动反映，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互动。

市场本身不一定稳定，只有靠实行一系列政策才能达到均衡。这种政策不一定出自政府，但其目标应当是维持市场稳定的。

每当出现泡沫，政府着手进行干预。为了让实体经济免受泡沫的影响，政府提供额外的信贷，帮助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以拯救市场。人们以为市场会因此趋于均衡，其实反而催生了超级泡沫，这种泡沫在过去25年中不断发展。我们无法预测超级泡沫何时最终破灭，因为不知道政府何时能控制住形势。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我当时认为超级泡沫将会破灭，但实际上政府向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资金，使得超级泡沫继续发展。之后的互联网泡沫，以及2001年美国遭受的恐怖袭击，政府维持低利率，又产生了房地产泡沫，直至最后2008年“次贷”引发的全球危机。

美国经济学家坚持用量化的方式来预测和处理危机，最终导致了不可持续的极端情况，因为有些危机是无法量化的。

中国的金融市场还在发展之中，国有体制让其在危机时期可以更好的控制。中国的监管机构能直接给银行下达指示，而西方监管者自上世纪60年代后就不能这么做了。所以中国因落后而领先。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得到错误结论，因为中国的系统也蕴含了自身的危险。我理解黄益平的观点，因为目前领先，中国很容易认为自己的系统是先进的，应该得到加强，而忽视了风险。

我们要汲取的一个教训，就是必须控制经济中杠杆作用以及总体信贷数量，以此调节市场情绪，中国目前正在这么做。现在中国经常改变银行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对市场走向起到作用。这个是西方不怎么用的手段，中国经常使用。

无论对高盛的起诉是否最终成功，这已经体现了高盛在职业道德上犯了大错。
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也是不完美的。如何加强监管，规范金融体系，这一过程相当困难。特别当下关于金融改革的讨论缺乏专业化，主要是被政治热情驱使。
民众的愤怒情绪对于促进立法是有帮助的，但我们应该知道，立法总是不完美的。

市场原教旨主义强调，因为市场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分配，所以应该允许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会自动保护公众利益—这是明显错误的，只存在于理想状态下。但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允许金融市场不断扩张，因为金融领域利润巨大，而且杠杆作用明显，回报比其他一般产业要高得多。

金融体系的变化发展过快过大，但它同时也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摧毁金融体系，也就摧毁了经济利益。人们现在分成对立的两派，一方面愤怒的民众希望摧毁金融系统；另一方面又有必要维持经济活动，两者冲击，带来很多困惑。人们需要更为冷静的头脑，正确的缩减规模。

我的观点是，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要遵守规定，评估风险，CDS是非常高风险的工具，不应该被普遍使用，只能让那些能够确保会合理运用它的人使用。有些过度缩减和反杠杆操作是毫无必要的，容易矫枉过正。

我们可以把投资看做某种游戏。下棋时你知道规则，而在金融市场，你不完全了解规则，因为你对规则的理解在改变，而你的阐释也可能改变规则本身。我一直尽力尝试改变游戏规则，而不是遵循某一特定规矩。

我的投资不是随机的，也不是基于什么内部消息。我知道自身认识有盲点，也未必比其他投资者更为及时改正自己的投资错误。但我一直在寻找我在投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尽管不知，但我有假设，假设越远离市场的主流认识，你就越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我认为，美国代表了很好的开放社会的例子。虽然美国的开放社会不完美，但是有改善的希望，人们有创造财富和获得成功的机会，这个国家对多样性和不同观点敞开胸怀。有人认为，批判性思维的目的是帮助我们认识复杂问题。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操控性作用，这种操控性改变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美国政治不是为了理解事实，而是操纵事实，运用各种手段技巧获得选举。

当然美国有很深的危机，人们尚未认识到这一点。我经历过苏联的解体，看到广泛的危机不仅蕴含在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也来源于民众情绪。不夸张地说，类似的情况正在美国发生。包括选举、立法制度等运行了200多年，事实上已经改变了轨迹。人们想要革新，奥巴马总统给出变革的承诺，也得到广泛响应。但奥巴马落入了系统的圈套，被机制束缚，不能兑现变革的承诺。这对民众的士气和看法有很深影响，加重了美国的社会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