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场风向：程序员从白领转向工人(转)

　　软件开发工具的进步，使得行业对软件编码工人的要求有所降低，原来作为中国软件行业主力、收入也最高的代码编写者，逐渐向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变，这已经成为软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一个程序员的“静止状态”
　　张秀昌，一个普通的中关村软件公司程序员，33岁的他跳过三次槽，在4家公司工作过，三次跳槽历经6年，与众多同行相比，他这么多年来的跳槽次数，甚至低于软件从业人员的跳槽平均值。

　　5年前，张秀昌的收入有了一次大的转变，他从一家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辞职出来，进入中关村一家民营公司，收入有了翻倍的增长，这个动力，使他在中关村捱到了今天。

　　从这家民营公司开始，张又连续换过两家公司，如今，他仍然是一个普通的程序员，与5年前相比，收入并没有变化，出现了“静止状态”。于张而言，能够稳定在这样的收入，已经是一种进步。

　　与张进行同层次竞争的，是来自全国各种培训机构的年轻程序员们，他们满怀希望进入软件行业，原因是像裘伯君这样的中国软件业奇才成长经历的刺激。但是，进入各个软件公司后，他们才发现面对他们的并不一定是高薪。

　　中国青年软件振兴工作委员会所作的一项调查显示，目前国内75.8%的初级程序员月薪在3000元以下，而5年前，还是一个初级程序员，张秀昌的月薪已经超过了4000元。

　　该工作委员会的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39.19%的从业人员，年收入缓慢增长，或者负增长；年收入增长超过10%的，只有37%.

　　中国软件协会产业数据部主任顾长江认为，这是国内知识产权保护不够的结果：“软件可以轻易被复制，企业无法得到收益，软件人才也无法得到收入。”

　　从“白领”到工人

　　张在几年中的同事，或者转行，或者创业，或者成了部门领导，张也曾经有过创业的举动，为此，2003年一年，他的休息日都在电脑前度过。后来的结果证明，张在电脑前辛苦写出的共享软件，虽然也有人愿意使用，但极少有人肯付钱。作为合作伙伴，张还有几个朋友也参与了创业，他们所开发的共享软件中，最好的一款，在效益最好的那一年，得到了大

约3000元的收入。

　　尽管如此，中国每年仍然以7万人的速度培养着有正规学历教育的软件人才，同时，各种社会培训，以及自学成才者，仍然不断涌入这一行业，因为，这一行业目前每年存在着20万人的人才缺口，并且正以每年20%的增速扩大。

　　经历了四家公司，张从未获得过公司组织的培训机会。张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学习新知识，以跟上这个行业发展的脚步。但张或许忽略了，虽然他已经成为一个熟练的程序员，工作经验远远强于初出道的小年青，但他多年以来没有进行根本的思路转变，他已被边缘化为一个标准的软件业技术工人。

　　UMLchina网站的创始人潘加宇则走了另一条路。5年前，他是一家外企在国内分支机构的软件工程师，有着过万的月薪，2002年，已经有了大量拥趸的潘结束了“义务”推广培训计划的日子，把UML(一种面向对象设计的软件开发流程设计，目前已被IBM、SUN等多个国际上知名的大型软件企业所使用)的推广变成自己的事业。

　　潘认为，现在的软件功能越来越复杂，这时，软件的模块设计者的作用突显出来，而软件开发工具的进步，也使得行业对软件编码工人的要求有所降低，因此，原来作为中国软件行业主力、收入也最高的代码编写者，逐渐向产业工人的角色转变，这亦是软件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失衡的软件教育

　　张仍然瞧不起刚毕业的同行们，他认为，这些同行中，绝大多数的水平并不高，在国内的软件公司，程序员实际上完成了需求设计之后的几乎所有工作，因此，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张也不回避代码编写者逐渐成为高级技工的现实，于此，他只能慨叹自己两年前的创业失败。

　　张之所以认为软件代码的编写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也与他的学历有关。张有着本科学历，在中国的程序员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高达75%，他们经受了正规的学校专业教育，但未必在将来获得与自己学历相符的收入，这或多或少使张以及他的同行们形成了心理落差。

　　顾长江认为，这与目前国内学历教育与软件行业发展有差距所致。中国软件协会秘书长胡山表达了相同的看法：“目前学历教育培养的软件人才，因为学历教育的内容与实际工作脱节，造成了这一部分人不上不下的尴尬状态。”

　　2001年，全国出现了35家软件技术学院，进行更贴近职业教育的专业培养。潘加宇的另一个身份，是中科院软件学院的一名培训教师。潘认为，软件学院的培训效果明显好于学历教育，它能更紧密地与软件技术的发展相关联。

　　在成立之初，很多软件学院宣称的培训方向是高端软件人才，但如今，业者已经一致认同的观点是，软件学院向软件企业提供低层次的软件人才，比如代码编写者。

　　胡山认为，总体来说，软件人才收入下降是不可能的，在国内，高端软件人才，如管理人员、系统分析师等人才奇缺，他们的收入也不可能降低。至于低端软件人才，因为软件学院等办学力量的产生，他们未必成为缺乏的人才。

　　潘加宇作程序员时的很多同行，在其后陆续创业，或者选择出国、去外企。国外以及跨国公司对中国软件人才的争夺，已经上升到白热化程度。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拟招收100名软件工程师，报名者多达1万余名，经过筛选，仅有50名进入了微软。而记者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了解到的数据显示，2004年，中国软件业从业人员总数只有74万人。

　　在各种程序员集中的论坛上，充斥着一些劳务输出公司招收国内软件人员的广告，这些广告不但没有受到程序员们的排斥，相反，很多程序员都进行了尝试。其中的大部分都因为不符合劳务输出公司要求的技术水平，而无法成为“技术劳工”。

　　74万人的从业队伍中，高端人才可能只占其中的极小比例，这些高端人才成为国外争夺的对象，但他们未必能得到合适的工作岗位。李颖于2003年年底通过劳务输出公司去了日本一家软件企业，在这里，他的收入远远高于国内同等职位的薪资水平，但是，他永远也不可能在这里成为项目经理一级的管理人才——尚未进入该公司，他的职位就已经被永远地固定了。

　　尽管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中国软件产业仍然在迅速发展着。来自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数据，2004年，全国软件产业销售总额为2300亿元，其中国产软件的比例占到了60%，而在两年前，这一数字只有33%.

　　潘加宇认为，目前只有少数国家的软件产业达到了“社会化生产”的能力：“在中国，有少数公司在探索，这也将是从根本上改变目前的软件行业人才结构的探索。”(文/穆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