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逃三千里：历史上最会逃跑的将军

公元1127年的靖康之耻，是华夏民族最大的耻辱之一。论起靖康之耻的原因，一般都归咎于当时主张和议的大臣，而为当时主张与金人战斗的大臣如李纲等人的谋略未能得以实施而扼腕叹息。

但我们细细推敲那段历史，就会发现：主和派固然是造成靖康之耻的主要原因，但最后促使宋钦宗赵桓下定决心采用主和派意见的，竟然是主战派的一次急于求成！

一次小小的急于求成，造成了军事上一次小小的失败；一次小小的失败，就象骆驼背上的那根稻草，最后压垮了赵桓，使他下定决心，不敢再与金人对抗，而是送土地、送人民、送金银财宝、送国家尊严（就象当年石敬塘自称儿皇帝一样，自称侄皇帝），希图以此结贪得无厌的侵略者的欢心，幻想他们从此会满足而不再来侵略，结果却是最终断送了自己和国家。

这次急于求成的主使者就是当时小有名气的将军姚平仲和大名鼎鼎的主战派领袖李纲，而究其原因，竟是为了权位名利之争，真正令人扼腕！

而名将姚平仲因此小小的失败，竟然一人狂奔数千里，隐姓埋名五十年，成为中国历史（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最会逃跑的将军，也堪称创造了一个奇迹。

公元1126年正月刚刚开始，金国的军队就渡过无人防守的黄河，直逼大宋都城汴京。

刚刚登基的青年皇帝赵桓和一班文武大臣吓得要命，收拾行旅，准备步已经仓皇逃跑的太上皇赵佶的后尘，逃往外地。时任兵部侍郎的李纲闻信，拼死阻止了这次逃跑行动，并要求宰相担当起领导全国人民抵抗外敌的重任。但以宰相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为首的投降派，却已怕得要死，无人肯担当这一重任，甚至厚颜无耻地说：是你李某人要打仗的，难道不该你去领兵么！

于是李纲被推出担任副总理（尚书右丞）兼前敌总指挥（亲征行营使），主管一切抗敌军事事宜。

书生李纲临危受命，筹划部署，调兵遣将，打退了金兵的几次猖狂进攻，使局势暂时稳定下来。

金人见破城无望，宋军勤王之师逐渐前来，于是派出使者前来议和，并狮子大开口，提出要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并割让河北、山西等地，才肯退军。懦弱的赵桓及投降派大臣只要金人肯退军，保住自己的暂时安宁和权位，竟然答应了这蛮横的无理条件。

正当投降政府下令收刮民财，准备满足金人之时，各地勤王大军陆续汇集京师，其中尤以种师道和姚平仲率领的久经战阵的西北秦凤之师最为著名，最振奋人心。

种师道和姚平仲都出身于西北军门世家。种师道的父辈种古、种谔和种谊在西北与西夏人的长期战争中，战功累累，关中号为“三种”，声名满天下。种师道自己也屡经战阵，功绩不凡。姚平仲的祖父辈姚兕、姚麟和“三种”同辈同名，关中称为“二姚”，同样是令西夏人胆寒的名将。姚平仲十几岁就从军作战，骁勇善战，年方30余岁，已有不小名声。

这时的种师道已经年近70，本来已经退休在家，是中央政府在金人的进攻下，紧急招用他，授以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京畿河北制置使等官职，令他火速前来勤王的。种师道临危受命，一边赶紧令他还在统兵的弟弟种师中马上带兵赶来，一边自己带了不多的兵马匆匆动身。路过时任武安军承宣使的姚平仲的防地，就带上姚平仲及其七千兵马，火速赶往京师。于1126年元月20日进京。

赵桓听说种师道和姚平仲赶到，大喜过望，立即招见，并请教军事见解。种师道说：金军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我们只要坚守营垒和京城，遏制金军攻势。少则半月，多不过一月，勤王之师大集，特别是西北姚古（姚平仲之养父）和种师中率领的精锐之也将赶到。而那时金人粮草肯定将尽。若金人退兵，我军可尾袭；金人若不退，我军数倍于敌，也可一鼓而歼之了。

赵桓听了，心胆俱壮，立即委任种师道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同知枢密院事）兼野战军总司令（宣抚司使），统领城外所有野战部队。姚平仲则被任为种师道手下一个军长（都统制）。

本来主和的赵桓，自从来了种老将，态度开始转变了，再算算城内外我军总数，已达20万，而金军不过6、7万，我军三倍于敌，还有什么可怕的。不光不必怕，而且完全可以痛击敌人了。打他一个大胜仗，一洗我军在河北屡战屡败、骄横的金人在我首都城下逼我签城下之盟的耻辱了！

此时虽然和议仍在进行，但主战的声音已经开始超过投降逃亡的声音。

屡战屡败的宋朝，确实太需要一次胜仗来鼓舞人心鼓舞士气了。年轻的皇帝也确实太需要一次胜利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大展自己的宏图了。难怪他从右倾投降迅速转变为左倾激进了。他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个老将身上。老将年老体衰，行走不便，他特许他坐着轿子进皇宫，并且免行拜见之礼。他屡屡派人去种师道营中，在慰问之余，催促他早日筹划完毕，早日大举进攻。

    种师道深知皇帝心意，他又何尝不想早日驱逐金人，早日取得胜利。但他久经战阵，知道兵凶战危，不能打无把握之仗。何况兵法有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现在兵力不过三倍于敌，没有必胜把握。再等十天半月，姚古、种师中的西北精锐主力赶到。那时兵力四、五倍于敌人，必然可以战胜敌人了。因此他在紧张筹划之余，竭力劝说赵桓，再耐心等待一时。

元月27日，招开了一次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定下2月6日为总攻日期。

按照种师道的计划，本来宋军完全有望打一次大胜仗，彻底改变历史的。但是年轻皇帝对种师道的特殊礼遇和寄予厚望，却引起高层各方不同的微妙的心理变化，最终使这一计划胎死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