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光南：不支持开源软件就是放任垄断

倪光南院士近年来致力于在中国推广Linux、推广采用国产CPU和其他国产软件，并多次呼吁政府推动开源软件的发展，为此南方周末于4月24日专访了倪光南院士。

　　南方周末：您怎么看待王洋在北大向微软抗议?

        倪光南：类似的场面甚至更尴尬的场面，盖茨先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遇到过不少，所以他大概不会觉得很意外。倒是我们中国人会觉得意外，因为中国自古以来被称为“礼仪之邦”，对客人很尊重，几乎不发生这类事情。这件事要理性地对待。

　　应该反垄断但不要过激。反垄断主要依靠法律、靠政府，外国的经验就是如此。例如美国、欧盟等政府都起诉了微软。由于我国的反垄断法没有出台，丧失了这个反垄断的主要手段，使垄断的危害在我国特别严重，因此对于王开源等人急于反垄断的心情，人们是可以理解的。

　　南方周末：开源革命为什么总把微软当作目标，这和反垄断有什么必然联系么？

　　倪光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微软的Windows、Office、IE等很多软件占据了垄断地位，全世界许多软件人士投入开源运动，往往是带着反垄断的愿望。垄断不利于创新，垄断损害广大用户的利益，所以开源人士反垄断是正义的、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

 

　　南方周末：您可否回顾一下开源软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倪光南：中国在开源软件方面起步较迟。在1999年7月，信息产业部曲维枝副部长主持召开了“Linux与中国软件产业研讨会”，这是中国官方首先支持开源软件的行动。后来各部门纷纷进行支持，出现了一批从事开源软件的企业，开源软件在中国的电子政务和许多行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关的培训教育也逐步发展起来了。

 

　　由于开源软件的开放性，它有利于创新，有利于打破垄断。中国自主操作系统等许多自主软件正是基于开源软件发展起来的，今后，随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进展，开源软件在中国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和更多的推广应用。

 

　　南方周末：中国软件业关于开源的上一次的舆论热点是红旗Linux，能否就开源业界的精神和自主知识产权的内容谈谈您的看法？

 

　　倪光南：目前应当将重点放在应用推广上，因为任何软件都必须通过应用，在应用中完善和成熟起来，开源软件也不例外。例如现在的桌面Linux操作系统已经可以实用，但是还不够成熟，必须大力推广应用，才能使它迅速完善和成熟起来。

 

　　此外教育也要从由私有软件倾向于开源软件，引导学生学习和掌握开源软件。而这方面应该向印度学习，印度的喀拉拉邦的12500所学校已不再教Windows，而改为教Linux。

 

　　南方周末：开源软件已经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吗，您如何看待它的未来及对中国IT业的作用？

 

　　倪光南：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不同于私有软件，它主要不是依靠销售版权赢利，而是主要依靠服务赢利。现在中国的一些开源软件企业已经嬴利了，这说明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是可行的，在实践中它将会继续发展。这些年来基于Linux等开源软件，中国发展出了自主版权的操作系统和其他一些软件。比如山东省烟台市、北京市平谷区、广州市黄埔区、湖北荆门市掇刀区等等地方，还有中国的许多行业应用能基本上依靠国产软件构建起来，开源软件的贡献很大。

 

　　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必须有自主的软件产业体系，有强大的软件产业，否则的话，信息安全没有保障；信息化的代价太高，甚至有可能扩大数字鸿沟；庞大的制造业也会缺乏竞争力，“中国制造”不能提升到“中国创造”。而为了中国软件产业的迅速发展，为了建立中国自主的软件产业体系，大力推进开源软件是一个关键举措，所以开源软件在中国一定会有更辉煌的未来。

 

　　资料链接

 

　　开源软件、自由软件及商业软件的区别

 

　　开源软件、自由软件与私有软件最大的不同是开放源代码。源代码是软件知识产权的主要载体，开放源代码就意味着这些软件有着与私有软件不同的处理知识产权的方法。开源软件的商业模式不同于私有软件，它主要不是依靠销售版权赢利，而是主要依靠服务赢利。

 

　　商业软件的版权所有者拥有独占的权利，用户必须向它购买版权才能使用；而开源软件、自由软件的版权属于各个作者，但根据特定的许可证，作者将独占的权利转移给用户。例如按照这些软件中最通用的GPL许可证，任何人均可使用、复制、修改和再发行该软件，但要求也开放源代码，并遵守GPL许可证。

 

　　自由软件最早起源于1983年斯托曼先生领导的、实行GPL许可证的GNU计划，后来更多的软件追随这个模式，许可证也变得更多样化了，现在大多数人称这些软件为开源软件。

 

——摘自倪光南访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