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反腐”不能牵强附会

 身处“大数据”时代,人们越来越热衷于依靠数据分析来求解各种社会问题的趋势、本质和结局。通过大数据,警察可以预测犯罪,商家可以分析消费者行为,就连本届世界杯,也跟大数据发生了关联——史蒂芬·霍金教授也用科学公式,计算英格兰队如何才能最大限度提高夺得世界杯的概率。

　　既然大数据如此神通,那么困扰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是否也能够从中求解呢?随着反腐风暴的推进,贪官数据的积累越发丰富,而透过这些数据,确实能够发现一些共性和特性,作为监督的媒体以及监管的反腐部门,也试图从中解析出腐败发生的规律。

　　最近的一场解读,是针对中国官场的女性群体。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已经有12名女性官员被调查。而在此前,也有最高检职务犯罪预防厅人士发表文章提出,女性职务犯罪率快速增长的态势明显。

　　基于贪官性别特征的数据挖掘,对于发现腐败规律有多大意义?对于公众而言,恐怕更多的目光,还是聚焦在“权色交易”这般香艳的描述上。正如男性贪官落马,情妇、小三等信息,总能获得最高的关注率。可很显然,这些香艳的花絮,并非我们认知腐败、发现腐败规律的重点。某种意义上,这种侧重特性刻画,而忽视共性探析的浮躁围观,非但无异于防腐反腐,还极容易干扰治腐的视线。或者说,对于女贪官的梳理,更像是个噱头十足却功用有限的命题。

　　微观而言,女性群体之于官场,固然有其特性。但置于整个官场生态,在男女平等的今天,这种特性对于职务犯罪发生率的影响并不大。为了可以强调女贪官的性别特征,而进行数据挖掘,难免牵强附会。事实上,随着女性进入公务员队伍越来越多,升迁机会越来越与男性平等,官员身份的性别边际,正在消失。

　　那么,真正值得挖掘的贪官数据是什么呢?立足于制度反腐,或更应该去挖掘权力出轨的共性,以及权力滥用多发的情境和土壤。比如哪些领域腐败集中,是否应该对这些领域的权力有更加严密的监管；比如腐败生发多由什么因素所决定,这些因素的消除是否需要更加透明的监督环境……通过腐败行为的共性分析,无论是反腐利剑的指向还是制度笼子的编织,才能具有针对性。光盯着女性的特征以及香艳的插曲,很容易让人忽略腐败的本质。

　　当然,大数据反腐的本质,也是种方法论,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视角,来重新发现腐败的实质。而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时尚的大数据分析,或许都能够得出相同的结论:反腐的根本路径,是约束权力,通过制度,在人的欲望和权力之间建立一道防线。欲望的强烈,不分男女,只要权力不受约束,就有可能滋生贪腐,侵蚀正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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