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医生和哲学家为我们指路——为何追求完美的生活却越来越乱?

心理医生

想象一个最完美的自己。你会做些什么?你会更自信、更宽容、更随和、更顺其自然吗?你会精通歌剧或19世纪的俄国文学吗?你会成为一个从容不迫、通晓多种语言的人吗?你会爬到职业阶梯的最高层吗?

我们应该以某种方式完善自己，这种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很多著作的主题都是自我改善，但人们却并不总是清楚怎么才能做到。在过去，这方面的建议通常更直接。塞缪尔·斯迈尔斯于1859年出版了著作《自助》(self-help)，在他看来，人们应该培养高尚的品格：勤勉、坚毅、节俭。而现在关于自我改善的建议则无所不包，甚至名正言顺地把品酒也包含在内。而且那些建议往往自相矛盾，比如，我们到底是通过学会表达感情还是控制感情来改善自己呢?

同样，发挥潜能这个建议也犹如一道严令，以至于人们诚惶诚恐，唯恐无法达成目标，甚至成就卓著者也是如此。如此，当发觉预期目标与实际结果之间有差距时，我们就会责怪自己。我们以为只要再多一点儿远见或更勤勉，就真的能发挥出所有潜能。

成为更好的人这个想法极好，但我们对此的理解可能错误百出。最糟糕的错误可能是太执迷于追求完美。我们担心如果放弃追求完美，我们将草率行事，只能侥幸做成一点儿小事，这种担心并不少见。与此同时，我们可能也在思考，在完美这一高标准的“祭坛”上牺牲我们的心智是否值得。但是，真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或许真正有问题的是我们的二元思维方式：完美或是平庸;要么总能达到最高标准，要么一败涂地。

理性情绪行为疗法(REBT)创始人阿尔伯特·艾利斯曾阐述我们用来折磨自己的一些教条式的绝对律令，他的相关论述很有说服力。比如，我们相信要成为有价值的人，就必须拥有100%的成功，而实际上这一信念既不理性，也无益处。完美不是人类所能达到的境界，越是强求自己必须成功，就越不可能成功。对最终的结果思虑太多反而会令人崩溃。

斯多葛学派曾给我们一些实用的建议：如果以箭术打比方，就是说，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熟练地射击，但无法保证能够正中靶心。瞄准靶心射击是我们所能做的，但一旦长箭脱弓，我们就无法控制了。我们错以为能控制结果，可我们所能控制的只是自己的努力程度罢了。

看似矛盾实际上却十分正确的是，如果没有对不完美的接受与对失败的宽容，自我改善就无法进行。如果没有前者的缓冲作用，自我改善很容易变成一种自我陶醉或苛刻的完美主义。

另一个潜在的错误是，人们为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承担了过多责任。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承担责任是好的。责任感促使我们采取行动，改变现状。但是，如果不把周围环境考虑在内，对自己就不公平了。我们并非存在于真空中，所处环境对成功与否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在别的环境中，我们也许能培养某些才能或品质，但可能我们实际所处的环境不适于这些才能或品质的养成。

最后，我们太过于关注失败或太过于关注没有做到的事情。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自我改善不可能涵盖生活的所有方面，培养某些潜能，必然意味着任由其他潜能“枯萎”。我们的资源有限，把所有精力平均分摊到所有使命上是不太可能的。比如，许多功成名就者坦言，他们没能成为最好的人、最好的朋友、最好的配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做到最好，这就是人类的现实。

但某一方面的损失可能意味着另一方面的收获，我们可以选择去关注已经开发了的潜能。可能你的运动潜能或商业潜能没有被开发出来，但你收获了幸福的家庭生活，反之亦然。鉴于我们的天然限制，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应该把精力放在什么地方。比如，试图增强记忆力固然好，但如果把太多资源分配到这件事上，可能要付出丧失其他机会或导致其他能力退化的代价。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应该热情洋溢地把不完美的现实作为不去努力的借口。但是，只有接受不完美，我们才能在成功无法企及时，善待自己和他人。

臻至完美这一理想，只能被当作一种理想。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做到最好，同时欣然接受不完美的必然性。日本精神科医师、森田疗法创始人森田正马，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建议：“做最好而不完美的人。”

人们因潜能未被开发而产生的任何不满情绪，都可以建设性地将其解释为是一种含蓄的价值诉求。表达出开发被忽略潜能的需求或愿望，有助于指引我们的行为朝向一个不同的、更能实现抱负的方向。但这与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方向比终点更重要。


哲学家

20世纪20年代，法国心理学家埃米尔·库埃提出，通过默念咒语“每一天，在每个方面，我越变越好”，在暗示力量的作用下，我们能让它成为现实。暂且不论用这种技巧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当然，若真有效果那就好极了。既然想着要更好，又怎么会变得更糟呢?

有人认为尽可能多地进行自我改善是不好的，我认为这一说法经不住推敲，比如，有人通过废寝忘食地练习空气吉他大大提升了技艺，这就足以质疑这一说法了。如果要做更好的人，持续进步才是最重要的。

比如，思考一下我们所谓的“道德生活”(moral life)和“充实生活”(flourishing life)之间的区别。在道德上自我改善就是更加善待他人，对这个世界产生更积极的影响。而“充实”的意思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更好了：你的身体更健康，经历更丰富，家庭关系更亲密。若追求第二种自我改善，我们就会关注会让自己有收获的方面：减肥，学习一门新语言，控制脾气等等。

但我发现，有趣的是，人们常常从这些事情的利他角度来证明其合理性。他们说，如果自己变得更好，与人相处时就会更幽默风趣、和蔼可亲。即使是最“自恋”的目标——获得个人幸福，人们也会找出证据，证明更幸福的人通常更慷慨、更有同情心、更关心他人。

这其中不乏真理：道德通常是充实的“食粮”。但如果你认为这两者总是携手并肩，那就过于乐观了。世间不乏幸福、富足的自私自利者，也有为更崇高的善而牺牲个人健康、财富和家庭生活的伟人。

过于关注自我改善，可能会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纯粹自私自利意义上的改善，而把道德维度放到次要地位。为重获恰当的关注点，不妨去掉“自我”二字，只是致力于改善，包括各种改善。库埃的咒语也应该改成：“每一天，以显著有效的方式，我努力越变越好。”

这就提出了新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试图让什么变得更好，应该到什么程度。人们通常认为，他们试图充分利用的是自己的潜能。几乎所有人都自以为了解自己的潜能，还有很多人以为自己能发现别人的潜能，尽管根据定义，潜能是否真正存在还取决于当时是否有某种能力尚未获得发展。比如，说某人具有成为伟大的网球运动员的潜能，就是假设他还不是伟大的网球运动员。因此，当我们思考尚未获得发展的能力，试图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时，其中所涉及的不确定性往往比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更高。

首先，我们也许无法把只是有一定可能性的东西变成现实，这有很多原因。决心、情感因素或环境都可能对我们不利。此外，也许我们一开始就错了。例如，许多有远大抱负的艺术家都曾在某个阶段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只是很擅长创作某类作品，但并不具备成为真正卓越的艺术家的才华。在年轻人眼中似乎无可限量的潜能，在过来人看来却十分有限。

让·保罗·萨特曾痛斥所谓的“潜能”给我们带来的虚假安慰，认为它让我们以为如果环境有所不同，我们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对他而言，人“不过是其行为的总和，人就是他的生活本身”。总对自己说，如果时机有利，我就可能大有所为，这就是种虚假安慰。萨特坚持认为：“只有现实才是可靠的。梦想、期待和希望不能用来定义人，只有自欺欺人的梦想、流产的希望和未能满足的期待才能用来定义人。”沉溺于潜能——我们还没有的东西，就是消极地定义自己;用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来定义自己，才是积极的。未被开发的潜能不过是假想的能力，只属于梦境，不应该如幽灵一般盘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法国哲学家并不擅长轻描淡写，也许萨特太小题大做了。但有一点他肯定是对的，他让我们开始质疑，我们是否太轻易相信自己知道自己将成为怎样的人，或本该成为怎样的人。没有人能看到未来，也没有人能看到另一种过去。未被激发的潜能只不过是一种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具备的假想出来的能力。

因此，致力于改善是好的，只要不是自我陶醉，不对自己可能拥有的潜能产生错觉。但是，究竟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尽管完美主义有很多陷阱，但我觉得有时去追求不可企及的理想是好的。理由实际上来源于其对立面，即康德提出的一个原则——“‘应该’蕴涵‘能够’”。换句话说，口头说应该做某事是毫无意义的，除非这件事确实能够做到。你不能跟一个乞丐说，他应该捐100万英镑做慈善。

这个道理听起来理所当然，这就是为什么当哲学家西蒙·克里奇利对我说，他认为从伦理上来讲，‘应该’蕴涵‘不能够’时，我深受震撼。我们应该使自己服从于永远达不到的更高标准，因为一旦我们满足于自己的行为，我们就迷失了。这种思想在耶稣的劝谏中也有体现，耶稣劝谏我们，要像爱自己一样爱邻居。其意义不在于我们能够做到，相反，正是因为我们永远也不可能宣称自己已经达到足够高的标准，所以我们才会继续努力，让自己向更高的标准迈进。

认清这与典型的完美主义不同是很重要的。只有在实现不可企及的理想的途中实现价值增值的时候，这种追求才有意义。比如，你想在某个时间到达某个地方，如果只到达了中途的某个地方，那么这个结果并不是有一半的价值，而是完全没有价值。相反，如果致力于成为全国最好的尤克里里琴师，可能最后你只能成为本镇最好的琴师，但即便如此，你的努力也值得了。完美主义者的问题在于即使达到次优也不行，这种情况下，他要么去挑战这种孤注一掷的理想，要么确保自我强加的“应该”蕴含着现实的“能够”。

其次，为不可能的东西去奋斗会让你发疯，除非你记得，那是真的不可能实现的。如果自我欺骗，以为自己真能做到，那无疑是给自己强加了一种不快乐的生活。绝大多数完美主义者的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追求完美，而在于他们迷信自己能够达到完美。

本文节选自英国畅销书作家、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与英国著名心理治疗师安东尼娅•麦卡洛合著的《当哲学家遇上心理医生》，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