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很想搞明白两个问题:中国房价今后是涨是跌?中国经济还会像以前这么快速增长么?这两个问题应该进入过大部分人的视野吧,毕竟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我没读过什么经济学专业书,也懒得读大部头理论书籍,可是对宏观经济一直挺有兴趣,就多想了点。对经济感兴趣,是想活得明白,可是身为一个非专业的懒人,微观经济我是搞不懂的,只好看看宏观经济了。一直是在网上阅读别人的文章,这两天突然想去形成一套自己能够自圆其说的,并能帮助我理解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观点。真的去分析了,才发现很自然就有了自己的看法,还与从小就受到的教育很不一样,看来学校学到的,和社会学到的还真是差距巨大,学校的教学目的没有很好的为学生的日后社会生活而服务,确实有些问题。
跑题了,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我得出了一些结论,这些结论基于几个前提:价格是围绕价值做波动,价格不可能长期远远的偏离价值,还有一些专家列出的数据,毕竟信息不对称,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得到准确的一手资料,只能尽量判断认定经济学专家罗列的论据了。
第一个问题其实从属于第二个问题,房价只是经济的体现,只是因为房价太贴近我们了,现在沦为大多数普通人的资金避险选择。搞清中国经济的问题,先必须承认一些信息的准确性,这个很难,只能尽力而为了。我目前是比较相信的数据判断。然后就是要对比历史,这块《金融的逻辑》这本书给我触动不少。只有搞明白原因后,才能判断未来走势。一步步思考后,第一个带给我的问题是,经济是什么?既然都说中国经济在发展,那么什么代表了经济发展水平?GDP是政府喜欢用的反映经济水平的参数,但经济到底应该是什么?
上中学上大学,就已经学过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知识,大都模糊的认为,经济应该是生产资料,劳动者,生产关系等等一系列概念。但是这些不能帮助我解决现实问题。经过根据目前数据的因果倒推,我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应该是由三部分和他们之间的转换关系组成:生产,创造性劳动,消费。生产是指:利用当前的劳动效率,去创造各种产品。创造性劳动:仅仅是指能提高劳动效率的劳动。消费:可以理解为当前社会预期消费额度。生产和创造性劳动,都是由消费来完全驱动的,但消费只能驱动却不能提高劳动效率,劳动效率仅跟创造性劳动密切相关。创造性劳动比较复杂,跟劳动效率、生存环境、文化制度关系太紧密。所以社会生产出来的财富,是由生产单位数(或者叫做就业岗位数,劳动人数等)乘以当前社会平均劳动效率得出。这些是我判断的基础,当然如果这里出现根本性的错误,后面的结论也是错的了。为了继续向下推导,后面也会涉及到中国的文化部分,文化、政治、经济毕竟是密不可分的。下面以文化为主线回顾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历史。
先看石器时代,石器时代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对搞明白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有点用处。石器时代由于人类的劳动效率太低,生存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决定了他们的文化非常像在政治经济学中学到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这里完全排斥个性,个体必须无条件服从组织才能使全体成员的生存机率最大。虽然这种个性的压抑会导致创造性劳动的减少,但为了生存的需要这是必须的。因为他们都以部落为单位,所以我把一个部落看成一个社会,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很少,生产得到的少量产品,都用于成员的衣食住行这些生活必需品上,所以这里,我所说的消费,基本是由全体成员的个人基本生存需要来构成的,所以消费其实是很低的。但是社会积累太少,劳动效率低下,所以把消费生产放到一起看,就是供不应求状态。
进入农业社会,长期的社会积累导致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就生存必需品上来说,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基本是供求均衡了。人类不再挣扎于生存的边缘,较高的劳动效率使得生产出的产品已经超过生存下来所必需消费的部分,此时的社会文化也是适应劳动效率的。人们不再以部落的形式聚居,中国社会开始改以家族方式聚居,由于到当代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还不完全,所以家族这种文化形式,现在的农村里还很常见。为什么要以大家族作为组织形式呢?这是因为,农业社会的劳动效率,主要是以作物种植水平来决定的,已经比石器时代的主要生产形式“打猎”大大的提高了劳动效率,但是很容易受到天灾的影响,所以农业社会里人们最大的威胁来自天灾。据统计,中国社会每年有五次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包括蝗灾,水灾,旱灾等。天灾是按时间散开的。个体或者小家庭无法应付天灾,但大家族则可以通过具有血缘关系的成员之间互相帮助来渡过难关。于是儒家文化有了盛行中国两千年的基础。下面多说了几句儒家文化,是因为即使到现在儒家思想还是对中国人影响很远,包括对经济的影响。
儒家文化通过道义上来约束家族成员互相帮助,提高了在劳动效率不高的社会水平下,人们应付突发灾害的能力。儒家文化下的家族关系,是以利益为基础的,优化资源使家族生存机率提高。百家思想争鸣时,其他思想不具备这种强大的资源重分配功能,所以儒家思想可以在汉武帝时突围而出。究竟如何强大呢?举个例子,比如家族中某一家遭遇了火灾,其他所有小家庭都会尽自己所能支援财物给他们,但这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如果我出事时,你也必须全力支援我。这里亲情被弱化了,血缘关系只是家庭凝聚纽带,利益才是第一位的。就是说,我今天以自己的财物支援别人,是在给自己买保险,保障今后的处理险情能力。现在的付出用什么来担保今后的保障呢?人格,或者说是深入人心的儒家文化,文化是无所不在的,它能最大范围的影响成员。所以我可以放心的帮助别人,因为别人必然会在我出事时帮我,否则就会在儒家文化内被千夫所指。再比如养儿防老,这个即使在当代的农村也是很有市场的,这里也是基于利益的,就是养儿子是给自己买保险,是一种投资,亲情被弱化了,所以儿子的自主能力和个性必须降到最低,以此保障投资会有回报。所以父母包办婚姻是农业社会的主要形式,子女的未来道路大部分要按父母规划的来。所以大家从小会听到类似“长辈说话晚辈不得插嘴,长辈即使说错了也得听着”,“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这是通过内疚来保障投资的回报。所以儒家文化中无条件孝顺一定是第一位的,并且不涉及亲情,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虽然这些思想会降低社会的活力,使得每一代年轻人都缺乏创造力,但在劳动效率不高时,确实能够解决很多问题,使人们的生存能力变强,所以儒家文化到今天仍然影响力巨大。到了农业社会后期,劳动效率已经提高了很多,已经可以应付大部分天灾了,这时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反而起到了阻碍社会进步的作用,因为儒家思想下的社会培养出的人太缺乏活力,没有个性,很难从事创造性劳动。于是中国开始落后西方国家了。
到了现代的工业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非常的快,需要创造性劳动很多,需要成长过程中受到极少束缚的人才,儒家思想就必须打破。但同时,没有解决个人家庭的一些避险能力,儒家思想完全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于是现代金融中的保险贷款等终于在上世纪末在新中国登场了。现在开始,就人类所需要的生存必需品消费上来看,生产能力和消费的关系,已经是供远大于求了,这时经济学开始在社会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消费是生产和创造性劳动的驱动,在费劲的说完上面这么一大段后,终于可以深入解释它了。
把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那么目前的消费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消费、外部消费、个人消费。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的出口比重很大,外部消费占到了中国社会消费里的很大一头,这在传统社会中是没有的。一个成熟良形循环的社会,个人消费应该占到主体,但中国是一个快速成长中的社会,所以会有所不同,政府消费这种粗放性消费可以起到快速提高劳动效率的作用,所以占的比重很大。同时中国人的存款率过低,并且金融不发达,没有最大程度释放个人消费力,所以个人消费占小头。下面通过回顾新中国历史来验证上面的结论。
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劳动效率由于科技的飞速发展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制度上带来的人工作热情的缺失造成降低了劳动效率(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吧)。再看消费中的问题,那时消费中是不包含多少外部消费的,政府消费带来的劳动效率提升也不是很大,而个人消费包括基本消费,一般消费,奢侈品消费。基本消费就是生存保障消费,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保障,这个量大致是固定不变的。一般消费和奢侈品消费由自己的可支配存款和收入来决定,同样中国制度下导致自己的可支配收入、存款量非常的小(甚至要凭粮票和布票来进行),个人消费能力非常不足,所以整个社会的消费太小了,导致生产没有被完全驱动,达到当时条件下的最高劳动效率。创造性劳动也由于社会精英被大量的打倒而增长缓慢(不用解释吧),劳动效率提高相对很慢。再谈谈当时的社会财富,社会财富是指所有可以流动的具有货币功能的东西的总价格,比如钱,比如一筐白菜,但土地就不是,当时土地是不可以流通的。但是中国是限制人员流动的,通过户籍的控制,离开家乡很难,调动工作很难。这样实际整个社会可被计算的财富价格总量是很低的,由于制度的原因导致它大大低于其真实价值的。
改革开放后做了些什么?为什么大家都感觉比以前有钱多了?主要由下面六个原因导致:
1、首先政府改变了体制,个人工作热情得到释放,劳动效率开始提高,生产出的产品增多,社会财富的价格也增加了。
2、在消费不足这个问题上,开始大量引进外部消费,以此驱动本社会的生产和创造性劳动。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大量使用中国制造的产品。
3、另外,政府消费开始成倍扩大,由于中国社会严重与当前主流社会脱节,造成粗放式政府消费虽然贪污严重,效率低下,但基础建设投资仍然带来了巨大的劳动效率提升,所以对中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所以从那时到现在,政府消费带动的行业,由于消费充足造成发展迅速,比如钢材水泥产业等。
4、个人消费通过金融工具,比如分期付款买车买房,可以把个人的未来收入流提前预支到现在,增加了个人可支配财富能力,提高了个人消费能力和社会财富总价格。
5、通过保险等按时间段分散风险方式,改善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儒家文化体系下的家族式互助避险方式,也预支了个人未来收入流,提高了个人消费能力和社会财富总价格。
6、社会制度不再限制流通,大部分人可以任意选择城市工作,可流通资产增加了很多。另外制度上允许了土地的买卖,允许土地流通,这样社会财富总价格增长了很多。这些原因使得,除了这些年的生产发展外,中国社会的财富增加了太多了。所以,虽然我们为发达国家打工,贡献了很多产品,而且政府变得越来越有钱,但个人手中还是感觉钱多了许多倍。
好,到这里,我们得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财富总价格增加速度非常快的结论和原因。上世纪80年代,制度开始释放人们工作热情,并不再限制流通。90年代土地等一些重要资源变得可以流通,政府投资开始变成消费主角。本世纪初,预计未来收入流登上舞台,个人以未来收入,政府以未来税收。社会财富价格总量的增加脉络就是如此了。那么现在可以判断中国社会未来还可能按照当前的社会财富增加方式,增加社会财富价格总量吗?限制流通本来就是抑制财富总量增加的,预支未来收入增加消费是上世纪20年代美国人干过的,由于中国基础设施的完善,政府消费变得没有那么神奇了,它的效率低下,贪污浪费严重,外部消费目前因为经济危机也变得不强了,中国人的存储率过低个人消费很低。即使劳动效率由于科技快速进步还在快步提高,但是如果消费不足,也不可能促进生产和创造性劳动,也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财富,也不可能仍然像以往那么快的增加社会财富价格总量了。
好,已经得出不可能社会财富再增长那么快了,终于可以回到房价的问题上来了。房屋的价值是什么?价格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这里,由于每个城市都不同,所以我以城市为单位来看房价。我认为,一套房屋的价值,是由这个城市的财富总量与它的人口密度决定的。这里我把建筑成本抛除,这部分相对太小了。一个城市的财富总量,是跟它在整个国家的地位,和这个国家的总体经济水平密切相关的。所以平均来讲,如果中国整体增长放缓,那么大部分城市都会放缓。人口密度也是决定房屋价值的关键因素,所以只是谈中国的人口和房屋数量这种供需来判断房屋价值是无意义的,因为大城市化是发展趋势,即使中国人口不变,城市人口密度也会增加,房屋自身的价值还是会增加。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这些年来,中国楼市的价值是在快速增加的,从大城市快速增加的人口,从中国各种政策导致的财富总量的增加,都可以看到楼市必然涨。
谈完房屋价值,再谈谈价格。价格是由什么来决定的?是由城市房屋面积,和投入这些面积的财富价格总量决定的。所以实时的价格,跟人口密度无关,跟社会财富总量也无关,只跟进入的资金量有关。价格总是要围绕价值来波动的,现在我们看看,现在的房屋价格有没有脱离房屋价值?无从判断,太难了。那么换个角度,因为价格不能长期脱离价值,我们只看看最近一年的房价,应不应该上涨呢?个人消费不足,外部消费萎缩,政府消费扩大效率降低,生产量不知有没有减少,消费已经在减少了,看来价值可能涨也可能跌,没有准确数据无法判断。但是,可以判断1年内进入楼市的资金来源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这些资金就可能撤出,导致房价降低,回归房屋真实价值。那么楼市最近的资金来源是什么?首先,企业或者公司得利润是很高的,中国最强大的制造业也是如此,但制造业以出口为主,外部消费萎靡社会实业环境恶化(可参考的一些演讲)导致制造业资金向股市楼市避险。其次是对通胀的恐惧,造成中产阶级向楼市投入资金避险。这两种资金如果以后会撤,例如有更好的投资渠道,那么目前的房价就过高了。如果还会有更多的资金进入,比如其他种类的资金,房价就偏低了。
我认为,中国低端制造业很难再生存,如果转型顺利,政府创造更好的投资渠道和环境,这些资金就会走出楼市。中国的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大概到2016年达到平衡,以后开始下降,劳动人口可能已经开始减少了,但同时城市化进程不会停止。综合来看,房价总体价值应该是极缓慢的增加的。根据以上全部,我得出的观点是,当前房价偏高,而且从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来看,也只会很缓慢的增加。
我的观点一向随着新知识的吸收和方法的改进时刻变化,写篇日志记录下此时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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