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式管理可以休矣

中国式管理可以休矣！
我亲历过两次中国企业家挑战西方管理学家的场面，场面可用“火爆”二字来形容。

两位管理学家，一个是菲利普·科特勒，一个是亨利·明茨伯格，在管理学界也算是泰斗级的人物了。前者被公认为“现代营销管理学之父”，后者被汤姆·彼得斯称为“当今最优秀的管理学家”。两位老先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本来是要“传道授业解惑”的，却差点被几个中国的企业家弄得下不了台。

两次冲突都是在第一财经《头脑风暴》的录制现场，这是一个要求有冲突感的节目。事实上，几个企业家嘉宾也很配合，早就准备好了一大堆石头，一开始就向台上的主嘉宾发难。有“地产哲学家”之称的冯仑对亨利·明茨伯格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严重不同意你的观点。”而另一个企业家嘉宾对菲利浦·科特勒说的话是：“你那套理论在中国行不通！”

到现在我也没搞明白，冯仑到底不同意明茨伯格说过的什么观点，那个企业家也没有说明白为什么科特勒的理论在中国行不通。两位管理学家也还算是很有涵养的了，不过场面确实比较尴尬，学生挑战老师也很正常，问题在于没挑战出什么所以然来。

我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挑战的逻辑，而在于那些中国企业家“亮剑”的姿态。几乎所有挑战的话语潜台词都如出一辙：“你那一套西方的管理学理论不适用于中国，你解决不了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要不你给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支支招？”

中国企业家的这种思维方式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管理学家应该像一个咨询顾问一样，给出一些具体的解决方案；二是“中国国情”和西方非常不同，需要一套“中国式管理”。

有需求就有市场，你需要“中国式管理”，我就给你“中国式管理”。中国的企业家经常坐飞机，于是便在机场书店的电视上(别的书店很少有电视)经常能看到一位老先生在讲“中国式管理”，这位老先生在中国拥有一大批“粉丝”。

这位老先生叫曾仕强。他喜欢用中国的历史来包装他的理论，而且强调“西方式管理”多么恶劣，来证明他的“中国式管理”多么正确。老先生学识渊博，也有演讲才能，以至于经常有人将他和那些做励志培训的人混淆起来，因为他们都能让人振奋起来，“我能！”

这种思维最近几年很流行，以至于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都被中国的企业家当管理书籍来读了。“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一个好员工”、“王熙凤是一个好领导”，《水浒传》就不用说了，简直就是一本活生生的管理教材，这种思维方式都是“中国式管理”。

在曾仕强先生的话语体系里，“中国式管理”的假想敌是“西方式管理”。我不知道两位管理学家听到“西方式管理”这种说法有什么感想，因为在他们看来，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西方式管理”这种东西，也从来没有所谓的“美国式管理”、“法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或者“德国式管理”这种东西。

不要说美国公司和德国公司的风格差异巨大，就是在美国，不同公司的管理风格也存在巨大差异，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管理风格。即便是管理学界，也存在不同的流派，没有统一的“西方式管理学”。那么，为什么偏偏有所谓的“中国式管理”呢？

我想这大约与中国100多年的思维习惯有关。100多年前，张之洞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说法和现在的“中国式管理”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体”还是中国的好，西方的东西都是“用”，都是器具层面的，不改变体制层面的东西。

“中国式管理”习惯于用一套西方的词语去包装中国的传统文化，类似于“改良旗袍”。如果说这种说法只是为了便于大家理解的话，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只是做一种简单的嫁接，就宣称我们发明了一种“中国式管理”，这种做法实在有些偷懒了。

肖知兴教授经常用“睡莲”来比喻管理的三种层次。如果说睡莲的叶是管理的器具层面，那么茎就是管理的制度层面，根则是管理的文化层面。如果我们不能掌握管理中的文化层面，而是从工具层面去学习别人的东西，结果往往是似是而非的。

我们自然需要从我们的文化中去发掘一些管理的本质性的东西，因为只有从文化层面去理解管理，这种管理才能真正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不过这种思维方式和“中国式管理”完全不同，我们需要更大的智慧，来探究管理的文化本质，而不是用管理来包装文化。

也是在《头脑风暴》，我终于等到了曾仕强和《一分钟经理人》的作者肯·布兰佳斗法。虽然肯·布兰佳不能代表“西方式管理”，我当时还是满怀期待，希望曾先生能够说清楚什么是“中国式管理”，可惜那天我花了两个小时，也没有听到什么有说服力的话。

正如明茨伯格后来接受我的采访时说的，他认为文化在管理中比较重要，管理的实践必须要考虑不同国家的文化要素。但管理的本质在各个国家中并没有太多不同，“我调查过39个管理者，他们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研究结果表明，他们的管理方式并没有太多不同。”

也许将来，中国会产生一位真正的管理大师，但我相信这位大师肯定不会打着“中国式管理”的旗号。他的理论也许会有一些中国文化的背景，但一定也是能被全球所通用的，这一天也是中国真正为管理理论作出自己贡献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