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为何消失——解读《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

地域为何消失

——解读《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1]<?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正名

对于《消失的地域》这本书的标题，有两处可能造成混淆，需要预先澄清。首先，“消失的地域”原文为“no sense of place”，意指“地域差异之社会意义的减弱乃至消亡”；其次，“电子媒介”最主要的意义是指电视，而非21世纪最常指代的网络。

现在，读者可以从这个标题洞察到全书的核心内容：这本成书于1985年的传播学专著，意在分析电视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并借此探索媒介对于大众行为、价值观等方面的影响。作者并未对媒介的发展取向提出任何明确的建议，但书中的观点独到新颖，值得参考借鉴。

本文将对《消失的地域》一书中的观点做一整理归纳，但不再引述大量的案例分析。

永不谢幕的舞台

作为社会成员的人，在绝大多数时刻都扮演着某种“角色”。除去工作和相对正式的社交场合之外，即使在非正式的多人场景下，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做着舞台表演。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四岁以上的幼儿通常就会根据当时的场景选择适当的行为和语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在多人场景下，所谓的“完全自由”是不存在的，人的表现都是某种程度上的表演。中国儒家有“君子慎独”的训诫，也就是说，社会的正统价值观通常期望人在单人的场景下仍然保持舞台表演的状态，期望人能够一以贯之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显而易见，人的社会角色是频繁改变的，并且社会角色和对社会角色扮演的成功程度是评价一个人的两条最主要的标准。

权威从何而来

不同的社会角色有不同的权威程度，尽管它们很可能并不代表权力的差异。一般观点而言，医生、律师、记者、工程师、老板等角色有较高的权威感，秘书、快递员、服务员、零售商人等角色的权威感则相对较低。这种权威感的差异并不能完全用权力的差异来解释（例如，国家公务员有一定的超越普通公民的权力，但我们对普通公务员的敬畏感并不如对普通医生的敬畏感来得强烈），也不能完全用收入的差异来解释（例如，零售商人的收入可能相当高，但我们通常不会对他们表示特别的敬畏）。排除权力、收入的因素之后，可以从信息的角度来解释权威感的来源。

沿用“舞台角色”的比喻，每个社会角色都有其前台和后台的区域：前台（或“前区”）是作为角色本身暴露给观众的表演空间；后台（或“后区”）则是该角色不被观众观察到时的休息、准备空间。任何一个角色，后台的空间越大、越隐秘，则角色准备越充分，该角色越具有权威感；反之，后台的空间越狭窄、越开放，则角色越无法做额外准备，该角色也越不具有权威感。

实例：

律师是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感的社会角色，这种权威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律师角色极深的后区空间。一般看来，律师精通法律条文，并且口若悬河能言善辩，但这些能力很可能需要依赖平时极其大量的钻研和练习。律师的角色很好地将这些后台的准备工作隐藏起来，并将后台的准备成果充分地展现在前台上，从而获得权威感。

另一方面，信息的获取渠道也是权威感的重要来源。当不同角色发生交往时，通常其中一个角色具有信息流动的主导权，他有权力要求对方提供某些涉及角色后台的信息，但对方不能以同等的权力要求他。此时，具有信息主导权的一方就具有较高的权威感。

实例：

医生的权威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信息流动的不对称。医生可以相当随意地询问病人的隐私，而病人则不可能向医生提同样的问题。

老板的权威感则同时兼有以上两点的原因。老板通常有独立的办公室（较深的后区），并且有权随时询问下属的工作状况。另外，企业往往给较高地位的员工较独立的工作区域，以便为他们造成权威感。

权威为何失去

角色在后区的表现与其在前区的表现总是有所差异的。一般而言，角色的后区空间越深，能够在后区掩饰的私人信息就越多，权威感也越强。而对于高地位的社会角色，人们总是期望他们有着“前后一致”的表现。两个社会角色交流时，如果地位较低一方了解对方的后台信息，并因此而发现后者在后台的表现与他在前台的地位有着极大的差异甚至完全相反，则高位者的权威形象就会因此而失去。

实例：

政治家通常是拥有最大后区空间和最强权威感的公众人物。由于媒体的宣传方式，人们甚至会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政治家总是有着“一以贯之”的正统形象。如果政治家在后台的一些“不恰当”的（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司空见惯的）行为被公诸于众，他的形象就会一落千丈。水门事件和“拉链门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显然，作为一个普通公民，在工作之余用粗口骂人或者发生婚外情都算不得什么大过错。

单个角色暴露自己的后区空间会导致其自身的权威地位失去，但不会导致这一类社会角色失去权威感。只有当该类社会角色总体的后区空间被暴露时，这一类角色才会集体地丧失权威地位。而暴露（或不暴露）某一类社会角色的后区空间，以及选择暴露（或不暴露）的方式，正是媒体的工作。

理解媒介

媒体（或者叫媒介、传媒）的工作是一目了然的：传播信息。但是，除了被传播的内容之外，媒介本身（即传播的形式）也会对社会造成影响，甚至可能比内容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和深远。在《消失的地域》一书中，重点对纸面媒介（书籍、报纸、杂志等）和电子媒介（主要是电视，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收音机）做了比较。

古语云：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尽管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形式，但各个亚文化群体得以组成的基础是一样的：亚文化群体的成员享有共同的信息。当媒介基本不存在的时候，信息的交流主要通过语言（包括声音语言和肢体语言）来完成，因此亚文化群体之间的划分也主要是通过地域的划分来完成的。而纸面媒介具有难以获取、难以阅读的特征，因此实际上增强了不同亚文化群体之间的隔离，并为群体成员提供了更深的后区空间。

实例：

“程序员”就是一个典型的通过纸面媒介得以高度隔离的亚文化群体。程序员之间的交流常常伴随着大量的专业术语甚至是魔咒一般的代码，这使他们的交流在没有地域隔离的情况下仍然具有高度的不可进入性。对于“圈外人”来说，如果想要了解程序员的圈子，就必须寻找并阅读大量艰深晦涩的专业资料。即使这些资料来自于网络或者电视（例如教育频道经常播放的编程入门节目），其内容仍然是印刷形式的——线性、结构化、正式、难以理解。因此，尽管遍布天南海北，程序员之间却总能有一种亲切感和凝聚力。

而电子媒介（尤其是电视）则是一种打破隔离的媒介形式。首先，电视的内容是容易获取的：在纸面媒介时代，如果你想要了解另一个亚文化群体的情况，你就必须购买该领域的一本甚至好几本书，而寻找这些书的过程也同样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而在电视时代，你只需购买一台电视机就可以看到（理论上）所有的电视节目。其次，电视的内容是容易理解的：电视传播的内容是非线性的、全面的、与生活相似的。[2]

实例：

当我还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只能通过《体坛周报》来了解每周的NBA赛事。那时，作为班上少有的篮球迷之一，我能够从报上零星的数据中得知科比·布莱恩特近来的状态；而对于班上的女生来说，“像滑翔机一样的扣篮”这种句子对她们是毫无意义的。而在最近一年中，世界杯让无数女生（包括沈冰小姐）成了足球迷，姚明又让无数从不打篮球的人成了篮球迷。虽然会心有不甘地称呼他们一声“伪球迷”，但不能不承认，是电视让他们轻易地进入了“球迷”这个群体——哪怕是最富激情的句子，也不如亲眼目睹（当然是通过电视）科比的重扣和12个三分球令人热血沸腾。

在电视的面前，原有社会群体的隔离被削弱，原有社会角色的后区空间被暴露。所谓“消失的地域”有两层含义：第一，通过电视机，人们可以在不同的地方获取同样的信息，从而形成同样的信息基础；第二，更重要的是，社会群体之间信息分隔的屏障——纸面媒介时代的印刷品和更早的地域——被打破。几乎一切社会角色，只要人们愿意，就能了解其后区信息。人们习惯于谈论高位者的绯闻逸事，嘲笑他们在冠冕堂皇之下与普通人一样的打哈欠、说脏话、包二奶……地域的消失也意味着权威的消失。

当意识到继续借助信息的隔离甚至是封锁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时候，人们可能选择另一种行为方式，即所谓的“中区”行为方式。在这种行为方式下，人们将前区和后区极大程度地融合，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区形象，并因此而给公众留下诚实、亲切的印象。在失去权威感的同时，中区形象有助于传播受众了解高位者工作的重要性和他背负这些责任的辛苦，从而为他重新赢得公众的支持、尊重甚至喜爱。这种社会角色的大规模重建，就是电子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重大影响之一。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高位角色逐渐因为后区信息的暴露而失去权威的同时，媒介本身却很好地为自己营造了极其深厚的后区空间，并因此获得了极大的权威。你可以在电视上看见更衣室里的球员，也可以在电视上看见上街购物的老板，但却几乎无法在电视上看见电视台忙碌的后台。在不断展示其他角色后台的同时，媒介本身的后台却得到了最大的保护。因此，在权威被全面颠覆的电子媒介时代，电视节目主持人、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者却获得了极高的权威，甚至被称为“无冕之王”。媒介权威的建立，也证明了媒介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力。

下一个是谁？

继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之后，以万维网为代表的网络媒介是又一种全新的媒介形式。考虑到以往每次媒介形式变迁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网络媒介的大规模发展也将对社会行为造成深远的影响。《消失的地域》一书并未对网络媒介做评述，我在此将对梅罗维茨的观点做一个延伸，尝试用同样方法分析网络媒介的影响，供读者参考。

网络媒介与电子媒介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它让信息的获取更容易，促使隔离信息的藩篱更快地消失，展示一切社会角色的后区信息，全面颠覆传统的权威。并且，由于网络具有的无中心特性，一切人都可以成为信息的制造者，因此它在这些方面做得更加彻底——在一个新闻传媒并不自由的国度，人民也可以因投毒事件而震惊，也可以把元首与歌星的绯闻当谈资笑料，这完全要归功于网络媒介。

对于大多数情况，网络媒介很可以看成是电子媒介的一次延伸。但是，对于媒介行业本身，网络媒介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影响甚至是冲击。前面已经提到，在纸面媒介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媒介行业控制着媒介的形式和内容。媒介行业的从业者在揭示其他角色后台信息的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后台不被外人了解，因此他们获得了相当大的权威。而在网络媒介时代，信息的生产及传播过程都完全被公开，媒介的后台信息正在逐渐被公开，媒介的权威地位正在失去。

另外，在传统媒介中，受众只是被动地接受信息。在媒介与受众之间，如果不是只有一条单向信道的话，最多也只有一条不对称的双向信道。如果受众对媒介有任何意见，他只能选择写信告诉媒介本身，或者“用货币投票”。显然，不论采取哪种策略，他能够对媒介造成的影响都是微乎其微[3]的。而在网络媒介时代，受众能够很轻易地传播自己的意见，并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再次将影响的范围扩大。信息传播渠道的失控，客观上促进了媒介权威的被颠覆。

思考：他为什么说“这样做没用”？

当传播的受众开始在网络上非正式地对媒介的形式、内容、价格、质量或者其他方面提出抱怨时，就会有人告诉你“这样做是没用的”。他们通常会建议你“用货币投票”，或者说得更直白一些：“不喜欢就不要买好了。”（啊哈，多么熟悉的话语，我自己就经常这样对别人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

我认为，大概可以把这种说法归结于传统媒介权威被颠覆时不适应的心理状态。很显然，这种提意见的方式是确实有效的。主张“没用”的人，或者是不了解网络媒介的能力，或者是无法接受媒介权威正在被颠覆这样一个事实。[4]

如同政治家和老板已经成为一种只是略显特殊的普通社会角色一样，在网络媒介的影响之下，作为信息制造者和传播者的媒介行业也将逐渐失去其神秘感和权威感，从而失去“无冕之王”的地位——这也同时意味着新闻自由的最终实现，因为将不再有人对新闻自由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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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著，肖志军译，《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清华传播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2] 根据艾伯特·迈赫拉宾的研究，在面对面的交流中，仅有7%的信息通过语言文字得以传播，而通过语调传播的信息则有38%，通过面部表情和姿势传播的有5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通过电视节目，人们能够获得的信息量十倍于同样内容的书籍。

[3] 请注意，我选择了“微乎其微”这个词，是因为这种影响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传播受众，他对媒介影响的程度可以很深，但范围必定很小。

[4] 尽管批评了我自己也有的这种不平衡心态，我仍然应该指出：既然网络给所有人提供了几乎相同的话语权力，那么一个人受尊重的程度就应该根据他在言论中表现出的理性和才华来决定，而不是根据他说话的声音或者用污言秽语骂人的能力来决定。